中日关系应有第三条路可走，即对日本保守政治家既斗争又争取﹔加强专家交流，解决历史观问题﹔在民间，以略带强制性的机制推动双方往来，尤需重视新一代的交流。

　　中日关系错综复杂，近年尤其在两国民间产生情绪化反弹。但另一方面，中日理性处理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国方面来说，如果将去年出台的“对日新思维”和“外交革命”理论视为对中日关系改善的一种有益探索，那么在对日强硬路线和新思维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可能更具有实际操作性。

　　这条“道路”的内涵是﹕既不搁置或回避历史，也不将历史问题视为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而是注重拓展中日间的共同利益﹔针对双方在历史观上的分歧，尝试建立政府和民间的理性对话管道，通过交流了解对方的历史观，求得共识，并逐步修正自身历史观中一些片面的成分。

　　将中日共同利益作为首要拓展的对象，乃基于对冷战后东亚地区战略安全和经济形势的客观分析﹕中日在潜在战略冲突和持续经济整合之间的平衡，将决定两国关系未来的定位﹔从好的方面说，持续经济整合可能淡化、推迟乃至最终消除两国间潜在的战略冲突。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也基于对日本社会现状和各阶层情况的基本评估。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社会虽然近年在战争历史问题上有严重右滑的倾向，但模糊历史观和战后近六十年形成的和平主义倾向同时占主导地位，这是日本社会有别于德国的一个独特现象。战后日本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框架，国民虽然思想保守，但在多年民主与和平思想的熏陶下，基本上还是会避免极端的选择，因此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市场极其有限。

　　日本首相小泉是一个基本没有外交经验和国际视野的政治家，思想保守，但与右翼极端分子还是有所区别。在中日关系上，他经常做出一些前后矛盾的举动，看得出明显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绝大部分国民的模糊历史观，与极端右翼分子故意抹杀历史的立场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源于战后日本对历史梳理的不彻底，以及面对中国崛起的威胁更进一步为情绪所左右。因此，在历史问题上，有必要将日本极端右翼分子、保守政治家和大多数国民的模糊历史观三者加以区分。

　　日本普通国民是中日关系赖以发展的基本土壤，其模糊历史观是可以通过双方民间理性交流而逐渐改变的﹔保守政治家(如首相小泉)与极端右翼分子还是有所区别，因此是可以争取的对象﹔真正需要孤立的是少数极端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只有正确区分上述三类不同的人，将大多数日本国民作为信任、依赖的对象，日本社会的理性、健康力量才会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

　　“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操作，可从政治层面、专家层面和民间三个不同的切入口展开。首先，在政治层面，须采取对日本保守政治家既斗争又争取的策略。必须承认，小泉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小泉本人从本质上则并非反华的极端右翼分子，而是一个一切从内政需求出发的机会主义政治家。因此，中方有必要通过各种渠道传达信息，要求小泉应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即便得罪遗属会和“票田”(即基本票源)也在所不惜，以显示一个民主社会政治家应有的良知和道德勇气﹔而中国官方则须淡化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公开指责。

　　其次，专家层面的交流是中日解决历史观问题的重要起始和关键。由于中日在历史观上的巨大分歧，因此为避免民间情绪的冲撞，历史观的交流应先由专家层面展开为宜。具体说来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成立中日教科书国际联合撰写小组，由中、日、韩、新加坡、美等国历史学家共同参与，从而带进不同的历史观及其切磋、修正﹔二、开发二战历史问题国际共同研究项目，并向两国民众定期公布研究结果，以此扩展两国民众的视野，逐步调整或丰富其原有历史观。

　　与此同时，双方媒体都须以理性的态度，减少关于对方国家的负面甚至充满敌意的报道，营造或至少恢复八十年代中日关系的氛围。中方媒体尤其须平衡报道日本社会，避免以偏概全，而日本媒体则有必要加强对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中消极成分的评论，以此启发日本国民对自身局限的反思。

　　最后，在民间层面，中日之间有必要部分仿照六十年代法德《爱丽舍条约》附件的做法，以略带强制性的机制推动双方人民，尤其是青年之间的往来。当两国青年消弭了各自心中的仇恨或误解，彼此的好感甚至爱的力量必然冲破原有狭隘历史观的藩篱，真正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来源：亚洲周刊 作者：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