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建平以10年的刑期为足足持续了一年多的轰轰烈烈的足坛“扫黑风暴”画上了句号，足坛就此一片平静，再也没有人被揪出来。龚建平也成为被中国足协唯一认定的黑哨，被中国法律唯一制裁的黑哨。
但是一年后，他的死亡却可能将历史的句号改成问号。
龚建平走了。
2004年7月11日上午9时21分，龚建平在北京304医院因为并发性肺炎停止了呼吸。
龚建平走时，依然是戴罪之身。
相当一部分圈内人可能希望他在狱中度完10年后静悄悄地走出来，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人们对于那场黑哨风波的记忆会被时间消磨殆尽。
但是龚建平的死改变了这一切。
一年前被判刑10年
2003年1月29日，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决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此后龚建平这几个字就从媒体和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当时的那场“扫黑风暴”也戛然而止，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就在大家快要忘记这一切时，他的非正常死亡重新唤起了大家的记忆，众多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在他身上，一如两三年前的那次“扫黑风暴”——
黑哨和假球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躲在中国职业足球阴暗的角落里。扫黑曾是众多痴心球迷和足球人的梦想，然而多年来他们虚弱无力的声讨却始终无法冲破足球圈内这道看不见的枷锁。
直到2001年中国足协为给国家队冲击2002年世界杯让路而终止了甲A联赛升降级，各家有望升入A级联赛的甲B俱乐部在联赛最后关头开始了最后的豪赌——加大幕后工作。这种弥漫于当时甲B联赛的“致命瘴气”，最终成为点燃中国足坛历史上最具力度的打假事件的导火索。
2001年12月，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和吉利俱乐部联手在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国足坛黑幕。同时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对外公布了浙江绿城收到的一封匿名信。寥寥六七百字，铺不满一张打印纸，写的是《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署名“还有良知的裁判”。
信中写道：“当时收钱也是完全和自己的做人准则相违背的，绝对不是自己的初衷，是环境逼迫自己不得不这么做。现在我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把钱退还给俱乐部，希望这样能减轻自己的罪过。”随信还附有4万元人民币。当时人们推测这封信是龚建平写的。
在当时各家媒体连篇累牍的轰炸和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下，中国足坛“反黑”行动迅速扩大。
2002年1月5日，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约见了6家媒体，阎世铎表示“中国足协目前对裁判员收受金钱一事的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根据当时媒体报道，阎还告诫仍在犹豫中的那些观望的裁判，希望犯了错误的人能迷途知返，主动向裁委会和中国足协讲清自己的问题。“主动讲与被动讲，性质完全不同，中国足协和有关方面在最终处罚上肯定也会有不同的对待。”
1月15日，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公布了所谓的“打假扫黑”涉嫌黑哨的8人名单，其中就有龚建平。
3月15日下午，龚建平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看守所。几天后，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在接受央视《足球之夜》的采访时证实，写忏悔信并退钱的正是龚建平。
4月17日，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龚建平。
2003年1月29日，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当庭宣告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龚建平有期徒刑10年。
判决书中写道：“法庭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01年，龚建平在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A、B组主裁判员职务期间，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龚建平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主动坦白交待了受贿的大部分事实，酌情从轻处罚。”
但是近日有媒体报道，在龚建平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后，龚建平当时的辩护律师王冰向媒体透露：“我第一次会见龚建平时他就对我说，他根本没有写过什么忏悔信，那封信是有人捏造、伪造出来的。”据王冰说，控方在法庭上并没有将忏悔信作为证物提交。
2003年3月2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龚建平的上诉，维持原判。
龚建平以10年的刑期为足足持续了一年多的轰轰烈烈的足坛“扫黑风暴”画上了句号，足坛就此一片平静，再也没有人被揪出来。龚建平也成为被中国足协唯一认定的黑哨，被中国法律唯一制裁的黑哨。
但是一年后，他的死亡却可能将历史的句号改成问号。
死亡免除了剩下的刑期
就在终审裁决之后两个月，有消息称龚建平已经被保外就医，但是当时一直没有得到相关人士的证实，也没有人知道他患了什么病。
“其实建平两年来一直持续高烧，一审判决那天他就是从公安医院去的法院。”7月14日，龚建平之妻索玉华在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这个说法得到了王冰律师的证实。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到2002年5月他被捕两个月时，他的身体就已经不正常了，经常发高烧。”
那段时间龚建平就开始经常住院，高烧不退，每天都高烧达到39至40度，而且还贫血。
“二审终审以后，龚建平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于是就申请了保外就医，而且辗转换了几家医院。”据王冰所说，他们曾多次提出保外就医，但均未得到批准，直到龚建平定案后的两个月。
一年左右的时间，龚建平遍求北京的各大医院。2004年5月28日他来到北京304医院，6月初被确诊为“复发性、发热性、非化脓性脂膜症合并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免疫风湿病，病人免疫力非常低，往往容易感染其他疾病导致死亡。
据主治大夫马健介绍，龚建平在6月19日曾因病情好转出院。但在7月5日清晨再次因发烧住进304医院，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由于肺部感染严重，无法控制病情，7月9日，龚建平被转进ICU重症监护室，医院在当天下了病危通知单。10日他开始出现无尿的症状，晚上陷入了昏迷。11日早上9时左右，病人情况危急，马健为他进行了心脏按摩、打强心针等措施，半个小时的抢救最终没能再挽救龚建平的生命。
“现在只有我才能为他说话”
龚建平的倒下，推动了索玉华心中的“多米诺”骨牌。
据媒体报道，在和丈夫告别的最后一刻，就在殡仪馆工作人员要推走龚建平遗体去火化的时候，一直只是在一边悄然落泪的索玉华忽然扑上去放声痛哭：“建平，你放心，我会为你报仇。”
面对记者关于“报仇”的提问，索玉华回避了敏感的“报仇”二字。她只是极为冷静而又异常斩钉截铁地表示：“现在只有我才能为他说话，这是我说的，你可以告诉任何人。”
“以前我们不敢说，但是现在我们不怕了。”索玉华似乎在向记者解释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特别是没有在丈夫活着的时候说出来，“当时他虽然已经被判刑10年，但我们还是害怕。如果我们说了什么，可能还会对他造成更大的……现在我还怕什么？他才43岁，还不够44岁啊！”“他真的是热爱他的事业！”
“他抢救了好几天，我现在是感觉睁眼睛都累，我需要恢复。等我恢复过来，我会好好整理。现在我脑袋中都是蒙着的。”
“我会好好考虑通过什么方式来说，对谁说。”
龚建平2003年被判刑后，老父亲因为悲伤过度很快就病故，老母亲身体状况也非常差。在他去世的当天，老母亲在赶到龚建平家中后，因伤心过度突然倒下，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急救。“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他弟弟和几个表姐在那边照顾老人。”
“我父母和我两个弟弟也为我们奔波。老人们整天担心，两个弟弟也弄得一个胃出血，一个脑出血啊。”
这几天，陆续有媒体报道说索玉华从龚建平保外就医时就放弃了工作到医院陪伴，这令索玉华十分不快。“我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天自己的工作，你们可以去我们学校或者区教委查！”索玉华这样对记者说。
索玉华是北京石油附中高三年级的体育教师，当时她班上的学生正准备参加体育会考。另外她还是北京市海淀区体育教研员。
“他住在协和医院时，我每天7点从协和乘将近两个小时公交回学校，9点开始连续上3节体育课。中午12点左右吃个盒饭就回医院陪他，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再回学校。”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有两个月。
“他住院都是自费的，女儿还在上大学。如果我再不工作，那我们一家吃什么？”索玉华在为自己辩解，同时也在为外界对丈夫经济问题上的某些联想做辩解。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垮累瘫。”两年来家里遭受了如此多的变故，深爱的丈夫也离自己而去，索玉华满脸的倦容，“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几家人都垮了，可以说好端端的就剩我一个。”
媒体和球迷
“这一次我很感谢媒体。昨天也有记者去了八宝山，我谢谢他们。”索玉华显然是对媒体在当年“扫黑风暴”中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龚建平被判刑后，许多媒体记者都听到了这样的言论：圈内很多人都曾私下表示，是媒体“害”了龚建平，甚至还有说是媒体“出卖”了龚建平。
龚建平是“扫黑风暴”中唯一一个获罪的，这是众多媒体和各方舆论在口诛笔伐
一致“炮轰”后所没有想到的结果。大概也是人们不再去关注龚建平的罪行以及索玉华和一些圈内人忿忿不平的一个关键原因。
看到记者带去的当天(7月14日)报纸上，某记者表示“他(指龚建平)是值得同情的悲剧人物”时，索玉华忽然爆发：“就是他(指某记者)，当时他可是说10年刑期都不够的啊。”
7月13日龚家原定在医院举行一个由亲戚和亲近的朋友参加的小型追悼会，但由于前来送行的人太多，追悼会临时被取消。
随后龚建平的灵柩被运到八宝山，“我们都没有想到，今天会来600多人为他送行。”一名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的人士告诉记者。
这些人中有龚家的亲戚、石油附中的同事和朋友、足球圈的，还有差不多200名龚建平教过的学生，另外还有几十个北京球迷。
“昨天我们从八宝山回来后，发现门口摆着一束花。后来有人来敲门，是一个年轻人。他说这花是他拿来的，他就想给建平鞠个躬。当时他站在门外楼梯口就想鞠了，还带了一封信给建平。”
球迷发来的短消息很多。索玉华说：“多得我都来不及看，上海、济南还有很多地方的球迷都有。”
这几天索玉华不得不将电话调到了振动档，而且也不敢再接手机：“记者、球迷都打电话来。昨天一天我手机光未接电话就有50多个。”
就在记者和索女士一起看球迷发来的短消息的短短几分钟时间，又有两个电话进来，同时手机屏幕上的短消息标志也在不停地闪烁。
龚建平走了，他的心应该是平静的。但这种平静多少让人感觉孤单。
(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王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