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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历了一次难度最大的宏观经济调控。从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看，结果令人满意。然而，这一结果主要是上半年特别是4月份以来，行政手段“强压”的结果。各项经济指标迅速回落，可谓立竿见影，但这种方式可能带来：竿在影在，竿失影无

　　高烧退却了。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4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GDP增长9.7%，大大低于普遍预期的10.4%；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增长3.6%，接近全年消费价格指数增长3%的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出现明显回落态势。

　　行政调控一招鲜

　　“温家宝总理认为这次宏观调控调控是从农业开始的。”一位参加7月初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的学者向本刊透露说。

　　自去年一季度，经过数年鼓励投资的政策，中国的宏观经济出现了迅猛增长，一季度增幅达9.9%，二季度受SARS影响增幅仍达到7.9%。也就是此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注意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健康因素：农业受到很大削弱，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至15亿亩以下，这是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与之相伴，粮食大幅减产至8600余斤，人均占有粮食也达到10年来最低水平。

　　这种现象直接导致去年秋收时节粮食价格上涨，这一势头一直延续到今年上半年，并对物价指数的上涨产生向上的牵引。

　　那时起国家就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是各个部门仍在争论不休，中央与地方各说各话。比如央行曾出台文件控制房贷，很快另一权威部门就出台与之相左的文件，导致很多企业家“不知听谁的”。同时，一些地区出现了地方政府“集体抵制”宏观调控的情形。

　　今年4月，一季度某些行业投资增长出现“天文数字”令人震惊，固定资产投资仍居高难下，这时中央政府断然使用“行政调控”的缰绳勒紧各个部门与地区。此次宏观调控的转折点是今年4月。

　　4月26日发改委对钢铁、电解铝等行业进行了资本比例性调整；4月27日，国务院发文，发改委、银监会联合发文，对固定资产全面清理，主要是清理钢铁等十大行业；4月28日，央行暗示准备调整利率；4月29日出台关于土地流转的“三个暂停”政策。4月29号银监会以电话方式通知银行严控信贷。

　　这些动作被称为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行政性宏观调控。与之相应，地方政府一而再地被要求真正重建发展观，约束自身投资冲动。

　　事实证明，这些雷厉风行的行政性调控迅速带来了宏观经济高烧的退却。

　　可作为佐证的是明显递减的统计数据：今年1、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是53%，而5月份仅为18.3%。

　　这被认为是“退烧”的主要标志之一，但“在短短的3个月内，投资降速如此之快，是近十年来没有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说。

　　反弹或者硬着陆？

　　3个月就“退烧”，是不是太短了？过去两次宏观调控，最短的也要一年半才收效。

　　曾参与前两次宏观调控的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介绍说，1988年那次过热，当局在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推行宏观调控，为时一年半；此后的1992年过热，前总理朱基在1993年下半年开始调控，花了两年多才成功。

　　而此次经济过热，从政府集中发力到现在还不足3个月。“迅速退烧”带来宏观调控会否出现“反弹”或者“硬着陆”两种截然不同的担忧。

　　“反弹派”认为，行政性调控就如同暴风骤雨，很难持续见效。目前要对下半年投资“反弹”有心理准备。“今年第二季度在强烈的宏观调控政策‘高压’下，各地收敛了强劲的投资势头，但经济本身要求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适度反弹是必然的。”夏斌预测说。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过度依赖行政手段的调控可能为下半年埋下“反弹”隐患。事实上，今年6月上中旬建筑钢材价格就出现反弹过快的现象，本月，苏浙沪地区的废钢、生铁、钢坯等都出现了强劲回升走势。这被认为是“反弹”的信号。另外，一些东南省份的炼钢设备仍在大量进口。

　　这些信号已经引起了高层关注，“总理特别强调了防止反复这一点，他已经责令相关部门调查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了。”那位参加7月初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的学者向本刊透露说。

　　实际上，“反弹”并不是最值得担忧的事情，历来中国经济都是“刹车容易升温难”。

　　值得警惕的是，目前宏观经济已有“硬着陆”苗头出现(所谓“硬着陆”就是经济由“过热”走向“过冷”，由通货膨胀走向通货紧缩。)——除了上述固定资产投资回落过快之外，全国城镇新开工项目的情况堪忧，1～3月份同比增长31%，而5月份则下降为15.7%。下落的速度几乎是空前的，这可能导致下一步投资持续萎缩。

　　如果现有的“雷厉风行”的行政调控力度不变，“按照投资增长速度每月下降10多个百分点，工业、货币增长速度每月下降2个百分点的速度，不出数月，许多先行指标都将纷纷转为负增长，不出一年中国经济就将热变冷，通货紧缩的威胁将重新来临。”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说。

　　另一方面，“过冷倾向”的苗头对于企业而言就是资金非常艰难。由于目前信贷总量控制，某些银行对贷款实行“一刀切”，很多优秀企业已经遇到了贷款难的问题，这说明经济活动中的正常资金要求得不到满足。

　　不久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作了一项企业调查，显示目前许多企业的资金链条已经相当紧张，有的甚至发生断裂，其中，制造业以及基础产业的情况最为严重。

　　这还使银行面临相当严峻的信贷风险。“这些企业自有资本金往往仅有20%～30%左右，其余的资金全部来自银行系统，因此，目前银行系统的不良债务率开始较快地反弹。”魏杰对本刊说。

　　“‘热’是暂时的，而‘冷’是长期的。如果下半年不及时纠正基层银行和有关部门在落实行政调控措施中的一些片面行为，如果不在相关政策落实及政策宣传上做出适当的改善，下半年投资增速可能跌的更深。经济难以避免‘硬着陆’。”夏斌说。

　　非典型“过热”要靠改革

　　事实上，决策者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比历次都难，因为它是‘非典’的，属于非典型性的经济过热，情况复杂，调控对象也与以往历次不同。

　　这凸现了此次宏观调控的特殊性。“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出现了许多以往没有的利益格局上的冲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说。这种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中国市场化和改革进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资企业、民营企业都处在新一轮的重新自我定位和调整的状态中。

　　例如，土地问题就已经不仅单纯与土地相关。地方政府之所以大量圈地，直接动因就是希望用成规模的土地套取现金。而其一个重要的内因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央收回财权，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分配不尽合理。

　　“金融改革以来出现了中央层面资金滞存的同时，地方经济却嗷嗷待哺，由于缺少资金这个龙头要素，地方往往以地套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对本刊说。

　　其实“以地套现”的问题是财税和金融等制度安排造成的，“这样的问题并不能通过短期调控来解决，必须从改革中寻找出路。”国务院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说。

　　很多受访者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恰恰提供了一个深化各种改革的契机。

　　他们建议，应积极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应抓紧出台关于土地使用的法定补偿标准，建立起规范土地使用的一整套长效机制；注意保护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以防经济自主增长活力的减弱。

　　实际上，温家宝最近已经明确表态，“我们解决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根本靠改革。”他强调，要继续推进农村改革、金融改革、企业改革、尽快出台投融资体制改革等。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