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玉茗和曹雪芹生不同时，一个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一个约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生年的时间差为165年。而卒年，汤卒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曹卒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一为明晚期，一为清中叶。两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有别，使用的文学手段也不同，一为戏曲，一为小说。但同为文化巨匠、文学大师、写情能手，则地不为隔、易时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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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作者并不回避自己的写作曾受到《牡丹亭》的影响。第二十三回标题大书特书：“《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而且描写的极细致，写出了林黛玉聆听《牡丹亭》曲文达致共鸣的全过程。背景是众姊妹和宝玉已奉元春之命，搬入大观园，都是年轻女孩儿，就一个男性贾宝玉。大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结果静中生动、宝玉忽然有一天不自在起来。于是便读起了《西厢记》。黛玉看到也读，而且读得“余香满口”，两个人“连饭也不想吃了”。正在这时袭人来找，说老太太唤宝玉有事。林黛玉一个人闷闷地回潇湘馆，路过梨香院，恰好里面正在排练《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两句曲文传入黛玉耳朵，她感到“感慨缠绵”。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由不得“点头自叹”。又听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两句，黛玉“不觉心动神摇”。再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她已经“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反复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这时黛玉又联想起唐人诗句：“水流花谢两无情。”以及刚刚读到的《西厢记》里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最后她“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这段情节是描写艺术欣赏达致共鸣境界的绝妙文字。起因、中心影响力，主要是《牡丹亭》的艺术感染作用。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作者让林黛玉在念酒令时，再次诵读《牡丹亭》的成句。鸳鸯充当令官，一个一个“考”下去，轮到黛玉，鸳鸯说：“左边一个天。”黛玉接念：“良辰美景奈何天。”可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牡丹亭》是何等地别具慧眼特识。史学家陈寅恪总是期待“后世相知或有缘”。曹雪芹之于汤显祖的《牡丹亭》，应该不愧为“有缘”的“后世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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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辰本《红楼梦》第三十二回的一页纸上，还曾引录一首汤显祖的诗：“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此诗见于《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四，题为《江中见月怀达公》，作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达公”就是真可和尚(字达观、号紫柏)，汤显祖的好友。

　　抄本《红楼梦》录存此诗，是因为诗的内容和《红楼梦》三十二回的情节内容互相对景。《红楼梦》第三十二回是有名的“诉肺腑”，即贾宝玉第一次直白地向林黛玉表达爱情，并郑重告诉林黛玉：“你放心！”这一情节，是《红楼梦》里的大关目，是宝黛爱情故事的转折点———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三个字。林黛玉听了，怔了半天，方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不知从那一句上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说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早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去了。

　　这一情节将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写得撕心裂肺，令天下有情人不忍卒观。而且，《红楼梦》一般读者也许不一定注意到，宝黛两人在此前经常是吵吵闹闹、哭哭啼啼、互相怄气，但从这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后，两个人忽然不再闹别扭、吵架了。这是为什么？原来恋爱的双方互相交了底，表了决心，彼此心领神会，只剩下互相“怔怔地”傻看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时，两人话都不需要说了，还需要吵架吗？

　　甚至黛玉和宝钗的矛盾也因之平静下来。黛玉得到了宝玉的心，她就不必处处以宝钗为意了。宝钗心理纠葛的解决，是第二十八回，贾妃从宫里送礼物，独宝钗和宝玉的一样多。这是个暗示，说明贾府的权力执掌中枢选中了宝钗。当时宝玉大惊，以为传错了，说：“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敏感的林黛玉只好向宝玉发脾气：“我没有这么大福气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而宝钗何等聪明，她岂能不意识到这一特殊举动的含义？这等于元妃的一次公开表态，使得贾母也不便另作主张。此种情境之下，“惠宝钗”还需要放黛玉在心里吗？

　　宝钗要的是婚姻，黛玉要的是爱情。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她们都得到了，因此就不必互相戒备了。后来钗黛二人甚至表现得很亲密，弄得宝玉莫名其糊涂，问黛玉：“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几时”？宝钗是在书中第二十八回，黛玉是三十二回。第三十二回就是宝玉和黛玉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所以后来他们的爱情就是“月中无树影无波”了。汤显祖虽不可能看到晚他百余年出世的《红楼梦》，但他的《江中见月怀达公》诗所表现的“情心”，却可以为宝黛爱情故事的转折预做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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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庚辰本第三十二回引用的汤显祖这首诗，不必是曹雪芹所引，也许是脂砚斋或畸笏叟。第二十一回庚辰本的另页上也有一首诗，叫做《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写的是：“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题这首诗的“客”是谁？可能是脂砚斋，也可能是畸笏叟，还可能就是曹雪芹自己。诗后有批语说：“凡是书题者，无不可(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这首诗和汤显祖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诗，可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细详，两首诗又尽有不同。这个不同，正是《红楼梦》和《牡丹亭》写“情”的不同之处。

　　《牡丹》所写之情是美丽、圆融而又比较容易舒解之情。杜丽娘身处闺房，虽不免为情所困(“在幽闺自怜”)，但为时甚暂。她去游园，“姹紫嫣红开遍”的自然景观，既可令她“因春感情”，又可为她暂舒闺房闭处之困。她一个官府小姐居然可以园中畅游，她的处境够优越的了。而且游而能梦，梦而有遇，遇则成欢，杜小姐的情感生活够顺利的了。她自己也承认：“今日杜丽娘有些侥幸也。”玉成此节的条件：是她生在正当红的官宦之家，又是独生之女，杜老爷忙于利禄，母亲对她娇纵溺爱。这样适宜的“小环境”，特别是构成小环境的“硬件”，《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完全不具备。“寻梦”虽苦，但不小的篇幅都是对前日所遇的“鸳梦重温”，尽情回忆与“可意书生”的“美满幽香不可言”。她抱怨的是：“梦到正好时节，甚花片掉下来也。”就是“寻梦”不着而焦思，复因焦思而弃世，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不过季春到初秋而已。

　　更重要的是，杜丽娘死后还可以和柳梦梅“幽媾”，两性之间情感的欢悦过程并未因当事人之一的死亡而中断。实际上，死后的杜丽娘反而得到了灵魂的自由和情感的自由。她的“肉身不坏”，灵魂可以“随风游戏”，愿意飘到哪里就飘到哪里，至少可以“常回家看看”。所以从死亡学的观点，杜丽娘不过是“假死”。前生注定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过程是：“前系幽欢，后成婚配。”还魂以后，皆大团圆。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这是《牡丹亭》写男女之情的最大特点。

　　《红楼梦》则完全不如是。《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恰好是分离的而不是合一的。《红楼梦》里的婚姻，大都是失败的、残缺的，尤其少有与爱情的结合。最典型的是男女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是真爱，爱得如醉如痴，但就是不能结合。只好镜花水月，咫尺天涯。《红楼梦十二支曲》中的《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成虚话。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这支曲写尽了普天下有情人爱情与婚姻分离、因而不能结为眷属的苦痛。

　　换言之，在曹雪芹看来，真正的爱情也许是永远无法结合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一种空幻。他摈弃了以往戏曲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老套。《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所以有折磨而少苦痛，就因为有现成的圆满的结局等待着他们，甚至地狱的判官、人间的皇帝都可以站出来帮助他们成全好事。这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相比，杜小姐和柳公子够幸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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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社会男女之间的爱情感受，婚姻与爱情分离，足以成“痛”，情爱与性爱分离，足以为“苦”。现代社会不存在这些问题，婚姻不必是爱情的必然归宿，性爱也可以不与情爱完全结合，因此现代人较少爱情的苦痛。《红楼梦》既写了有爱情却不能结合的“痛”，又写了有情爱而不能实现性爱的“苦”，还有大量的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的“悲”。因为在曹雪芹的眼里，一旦拥有了性爱，就已经不是“爱”，而是“淫”。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为他演《红楼梦十二支曲》，就是警示他情爱与性爱不过是虚妄空幻之事，万不可一意追求。但贾宝玉对这些警示不感兴趣，也就是警幻仙姑发现的“痴儿竟尚未悟”，于是便引领他与秦可卿幽会，并发表一番惊世吓俗的大议论：

　　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污。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

　　试想这是多么大的判断：“好色即淫，知情更淫。”难怪吓得贾宝玉不知所措。然而警幻仙姑接着又对“淫”字作出了新的诠解。她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乱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贾宝玉被警幻仙姑称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以和“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流俗情事划清界限。贾宝玉作为文学形象的特点是：“好色”而“知情”，“知情”而不淫。

　　秦可卿在《红楼梦》中是一极特殊的角色，作为文学形象，她是集情、色、淫、欲于一身的人物。书中描写她“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所以她的小名叫“兼美”，表字“可卿”。其实她才是情和性两者合一的化身，现代一点的话说，就是美丽而且性感。但这样的女性，男性会无法抗拒，结果不堪设想。她的判词是：“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红楼梦曲》又说：“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曹雪芹把“情”看做是“孽”的宿“因”，而且尤其是“家事消亡”的“首罪”和“宿孽”。所以他宁愿塑造贾宝玉这样一个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分离的“意淫”的形象。再没有人比贾宝玉更具备“知情更淫”的诸种条件了，但作者偏偏让他走到世俗理念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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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亭》写“情”的难能之处，是写出了男女之间的“至情”，所谓“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是汤显祖作为戏剧家的伟大处。尽管如此，《牡丹》所写仍然是那种比较单纯的男女之情，即前引汤诗里描述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那种情境之下的“情”。《红楼梦》则写出了男女情事的诸种复杂型态，有“情情”，有“情不情”(脂砚斋评语)，甚至包括因“情”而生成的“恨”。前引《有客题〈红楼梦〉一律》：“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应是《红楼》情事描写的真实写照。

　　汤玉茗标榜：“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传统社会“以情抗理”的宣言。其实他的本意是说“情”可以创造出“理”无法解释的爱情现实，并非要对“理”的价值作蓄意的贬低。《红楼梦》则可说是向传统社会的“理”发出了比较系统的置疑。对比两部作品的风格，《红楼》感到压抑，《牡丹》让人欢跃。《红楼》向往自由的爱情、向往人格的独立，但却是被笼罩在封建大网中的向往，现实世界中均无法得以实现。这缘于曹雪芹与汤显祖处身于不同的历史环境。

　　天启、万历年间的明代社会，城市经济相对发达，物质条件充盈，中上层生活侈糜，加上王学后劲恣肆，知识人士有较大的精神空间，于是谈“情”说“性”成为时尚。所以《牡丹亭》畅意地写情和欲、爱情和婚姻合一的男女之情，是顺理成章之事，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均不以之为异。而生活在乾隆统治时期的清中叶的曹雪芹，则没有汤显祖那样的精神气候的条件。清朝文化政策的严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朝一代。所以曹雪芹只好写情和欲、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相分离的男女情事，写被压抑的、变态的爱情。至于他的这种写法是不是还隐含有对清初诸王南下征歌选色的批评，红学索隐一派的搜求是否也有一定道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哀；《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