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近代中国戏剧的摇篮之一，戏剧大师曹禺不仅在这登台表演，而且还把自己编写的剧本搬上舞台，建构起属于他自己的戏剧世界。
曹禺原名万家宝，一九二二年，年仅十三岁的他进入南开中学求学，由于健康欠佳，不久便休学了。两年后，重返校园的曹禺加入了在华北乃至全国都小有名气的南开新剧团。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表演。曹禺十六岁登台，多饰女角。
反串女角受欢迎
在导演张彭春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经过数年的磨练，曹禺的表演技巧日臻成熟，在《压迫》等剧作中崭露头角。令他感触颇深的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一剧中扮演重要角色。这部戏表现的是正直的医生为了制止含有传染病菌的泉水浴场继续贻害他人，与当权者斗争，反被诬为“国民公敌”的事。
曹禺认真排练数月，仔细揣摩人物心理，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人物性格特徵。但时任直隶督办的褚玉璞，以为该剧暗讽自己，乃勒令禁演。直至一九二八年，褚玉璞倒台后，张彭春将《国民公敌》易名为《刚愎的医生》，于三月二十日易卜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日演出，一连三场，场场满座。曹禺精湛的演技，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为了庆祝南开二十四周年校庆，剧团又演出了易卜生的《傀儡家庭》，由曹禺扮演主角娜拉，此剧在天津，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时人评价：“此剧意义极深……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君及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而天津妇女会认为该剧对于提倡女权、促进女性解放必有裨益，因此还特邀其公演。足见曹禺堪称校园演艺明星。
南开新剧团时期的演出活动，为曹禺以后的戏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自传中回忆：“南开新剧团的活动，激发了我对戏剧事业的兴趣，慢慢离开学科学的打算，终于走上了从事戏剧的道路。”从看戏、演戏到写戏，是古今中外许多戏剧名家走过来的路，曹禺也没有例外。
经过幼时继母的薰陶，和南开新剧团时期的演出实践和艺术积淀，曹禺逐渐萌生戏剧创作的念头，立志要写出活的人，有灵魂的人。为此，他勤奋学习，广泛吸收，将各戏剧大师的独特招数，熔为一炉，同时还认真向生活学习。他的代表作《雷雨》，就是在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五年创作《雷雨》
曹禺早就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结识并熟悉了周朴园、蘩漪这类人物，透视出这些人物的特质及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再加上对话剧艺术表现形式的灵活运用，又经过整整五年的反覆酝酿和潜心推敲，《雷雨》终于问世了，更成为了中国现代话剧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雷雨》避免重蹈“宣传剧”的覆辙，真正做到了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从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追求审美创造的真与深。该剧也早已成为曹禺生命中的有机部分。曹禺曾说：“我爱着《雷雨》，如喜欢在融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的”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
《雷雨》公映后，有人曾言，一九三五年，从戏剧史上看，应该说是进入了雷雨时代。《雷雨》虽完成于清华，但确实是在天津的艺术土壤中孕育出来，在南开新剧团时期破土萌发的。《雷雨》的取材、构思及人物原型等，都是曹禺在天津南开新剧团时期已经酝酿好的。因而，曹禺在自传中称：“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那段生活……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
改编莫里哀作品
天津造就了曹禺，曹禺情系天津。一九三四年九月，应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杨善荃邀请，已经从清华毕业的曹禺回津任教。翌年，他就将名剧《雷雨》搬上天津舞台，受到天津各界的一致好评。十一月，他与导师张彭春合作，又将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为《财狂》。他把剧中人物名字改成中国的姓名，对剧情也加以删改，以便更为集中及适应中国观众。
《财狂》在南开中学公演，曹禺扮演主人公韩伯康，演出时“观者甚形拥挤，演毕甚受社会人士之好评”，盛况空前。《大公报》在十二月七日还出版了“财狂公演特刊”，连续登载了三篇评论文章。萧乾对曹禺的成功表演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失财以后那段著名的‘有贼呀’的独白，已为万君血肉活灵的表演，将那悲喜交集的情绪都传染给我们整个感官了。”
到底层观察民众
随著《雷雨》等著作的问世，曹禺的创作手法也日臻成熟。经过长期的调查和艺术体验，他完成了另外一部代表作《日出》，生动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生活。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曹禺亲自深入社会底层，访问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了的人们。
据他回忆：“半夜，我在那片荒凉的贫民区，候着两个嗜吸毒品的龌龊乞丐，来教我唱数来宝。约好了，应许了给他们赏钱。大概赏钱许的过多了，他们猜疑我是侦查队之流，他们没有来。我忍著刺骨的寒冷，瑟缩地踯躅到一种“鸡毛店”的地方找他们。似乎因为我问的太殷勤，被一个有几分醉意模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他蓦地动开手。那一次，我险些瞎了一只眼。”
曹禺还曾跑到三不管一带的“土药店”、三等妓院去观察，和黑三一类人物讲“交情”。经过几个月的观察了解，他把握了社会下层民众的某些心理特点，最终成功塑造了像翠喜那样“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的妓女等下层民众的形象。
《日出》的问世，给中国文坛造成极大的冲击，且博得了广大观众的赞美。单行本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出以后更轰动一时。经南北文艺界名流一致推荐，认定该剧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最大收获之一。
曹禺为中国戏剧艺术增添了光彩，天津也为曹禺搭起了巨大的戏剧舞台。难怪，在大师一生中，天津情结，难以割舍。对于观众来说，曹禺情结，难以忘怀。(来源：香港《文汇报》；作者：侯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