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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段时期，许多地方出现了领导干部出国学习、培训的热潮。据报道，有一个沿海省份，3年中有54名厅局级、1325名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到欧美发达国家接受为期3个月以上的培训。该省还在新加坡一所大学培训了1090名官员，在香港等地也有一些培训项目。尤其是“中国高官哈佛培训3周每人学费20万”的新闻近来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不仅时间与花费的巨大反差令人惊讶，就是干部出国的真实目的也让人怀疑，甚至有人提出“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尖锐批评，这究竟是不是新时期的“新洋务运动”？

　　“去延安”更实在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离开了部分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对待“学习”态度的实际状况，来谈论应该去哈佛或者去延安，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理想的干部状态应当是既具备延安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传统，又掌握哈佛现代化管理理念和技能。也就是说，如果学习者缺乏的只是精神状态高扬和管理水平提升，那么去延安和去哈佛同样必要。我们宁愿相信，这也是提出去哈佛学习动议者的思想初衷。

　　但实际状况是，借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名行参观、游览甚至“开洋荤”参与色情、赌博等违法违纪活动之实，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腐败方式。在这些干部那里，赴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甚至纪念“七一”建党活动都能被演变成公款玩乐，那么某地官员去哈佛“培训”三周成了每人花费20万元的“豪华游”的事实也就没有太令人意外之处了。这种另类腐败大肆糜费公帑，销蚀干部为官操守的底线，与人民期待渐行渐远，是对延安精神的反动；这样的低质外露与现代管理对素质的起码要求相悖，不能想像以此基础远赴哈佛，会求得什么管理真经。

　　同时应该承认，这样的干部在干部整体构成中决不是“个别”，这样的腐败其严重程度也常常超出人们的想像。在这样难于把握干部行为的情况下，整体性提倡出国学习，效果确实令人担忧。老百姓一听到干部“出国学习”就敏感地想到“公款旅游”确是实情，这也是“去哈佛不如去延安”民间说法产生的原因。

　　作为干部管理者，尽快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社会管理人才的急迫可以理解。但无本之木难以成才，大气候的优化也是具体措施收到实效的必备条件。哈佛的好东西自然特别诱人，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整合干部队伍重塑素质基础，也就是说从实实在在的“去延安”抓起，培养他们正确的为官理念，形成政治开明官民同心的干部成长氛围，比仓促间“去哈佛”更紧要。至于其中一些可以从任何好形式中变了法儿搞腐败的干部，缺的是最起码的为人操行，亟须党纪国法的约束和处置，他们连“去延安”的必要也不存在。(宋希平)

　　去哈佛需提高透明度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应该说，在中国经济还不发达，教育资源极其短缺的今天，我国官员的哈佛进修代价似乎高了些。但考虑到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既然决定将中国的官员送到这些学校进行培训，就不能不接受他们的报价。所以，现在不是讨论哈佛大学的收费是否过高的问题，而是需要考虑将我国官员送到哈佛大学进修是否有必要的问题。

　　从表面上来看，社会科学或者公共管理科学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培训与否，对于提高我国政府管理水平影响似乎不大。有些接受过培训的官员在工作中也未表现出过人之处。但从本质上来看，对政府官员进行培训，其实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投资，它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转效率，有利于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政府存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必须为政府管理人才培养付出代价。所以，如果撇开培训的效果，而单单考虑培训的必要性，那么，答案是非常明显的。

　　在有些国家，政府通过高薪直接从人才市场上吸收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专家进入到公务员队伍，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家，每年仍然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经费，提高公务员的管理水平。我国政府为了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鼓励公务员到国外进修培训，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举措。然而，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假如培训的结果无法评估，而培训的过程又缺乏透明度，人们难免会对政府官员出国培训说三道四。

　　管理现代政府，不是管理手工作坊，它需要许多专门的知识，需要管理者拥有广阔的视野和崭新的观念。因此，官员走出去开阔视野，接受新的观念，增加政府管理的专门知识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国外高等教育的市场化非常成熟，今后在制定我国的政府公务员培训计划时，应该通过公开竞价或者更加透明的方式，选择培训的合作伙伴和培训的项目。如果仅仅依靠某个专家的推荐，或者根据某个教育机构、某个政府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来决定培训的方式和培训的机构，那么即使达到了培训的效果，也难免会引起人们的议论。所以，增加官员出国培训的透明度才是今后需要改进的重点所在。(乔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