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人阅读鲁迅，知识分子崇拜鲁迅，原极自然，无须“焦虑”的。偏偏“美男作家”葛红兵教授要作“核心焦虑”状，在新近出版的《直来直去》一书中，以“鲁迅：被误读的大师”为题，教导“误读”的人们“正读”鲁迅。

　　葛教授解读道：“我发现鲁迅是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巨星的，但他竟然在这个时候放弃了小说创作”，故尔“鲁迅在文学上是半成品的大师”。

　　按照葛教授这个思路，文学大师就是小说大师。《现代汉语词典》说，文学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散文，我想，自然也就包括了杂文。这个划分，作为文学博士的葛教授不可能没有学过。虽然教科书将文学列于属的地位，但葛博士却要将种等同于属，用小说取代文学，于是杂文就算不上文学，鲁迅就降格为“半成品大师”。半成品当然不是成品，鲁迅的“大师”衔也就值得“焦虑”了。明明是文学博士误读了文学，却说是中国知识分子误读了鲁迅。

　　封鲁迅为“半成品大师”，除了文学属种概念上的玄虚外，还有文学功能和创作动因方面的考究。葛教授论述道：“鲁迅开始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但同时也开始了中国新文学一个不好的历史，就是偏重于思想，偏重于直接的社会功利。从社会功利出发来写作，而不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身具有意义的工作。”于是，鲁迅便成了“功利主义者”。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文学家与文学的使命，只能是唤起民众进行求解放的斗争。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便是唤起民众反帝反封建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争进步的历史。倘若怒向刀丛觅小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斗精神和生涯，是“直接的社会功利”，是“不好的历史”，难道当乏走狗倒是“超越”、当亡国奴倒是好历史吗？难道远离现实，不食人间烟火，为艺术而艺术地开出些无根花来，才是好文学吗？难道喝着牛奶咖啡，无病呻吟地写一些师生恋、三角情之类的玩意儿，才算具有文学的“自身意义”吗？

　　鲁迅为了民众的觉醒弃医从文，为了民族的新生弃小说而专工杂文，将自己的命运和创作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向着黑暗的统治者和侵略者发起了坚韧的战斗，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全没有考虑自己能否成为什么“导师”或“大师”；其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杂文，都参与了、创造了而且无愧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这种“直接的社会功利”，无疑是契合国家民族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功利，不可随便舍弃，更不可随意贬损的。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指责鲁迅当年“放弃小说创作”的革命选择呢。

　　葛红兵认为鲁迅是“被误读的大师”，钱钟书是“被神话的大师”，唯巴金幸免未“被什么的”，那么巴金对鲁迅的评介应当不算“误读”吧。鲁迅逝世时，巴金在《文学季刊》推出的《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卷头语》中说：“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导师，青年失去了一位爱护他们的知己的朋友，中国人失去了一位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失去了一位英勇的战士。这个缺额是无法填补的。”如果巴金的看法能够代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那就说明不是人们误读了鲁迅，而是葛博士误读了鲁迅；确切地说，葛博士是在亵渎鲁迅。

　　站在敌对的立场攻击鲁迅，人们容易看清；选择文学“自身意义”的角度贬损鲁迅，人们就不大容易识别；而打着反对神化鲁迅、还原“真正的鲁迅”的旗号矮化、丑化乃至异化鲁迅，则更会使人云里雾里地分不清是非左右。(来源：中华女性网 文/朱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