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4日电 最新一期的《瞭望》周刊刊载文章分析了中国金融调控在“治热”中所起的作用。文章称，目前的经济过热是与政治社会等多方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结构性过热，当前的货币政策很难选择有效的手段进行调控。但央行一年多来对经济过热进行的“灭火”行动仍然成效明显。

　　文章中写到，“现在只有央行才有创造货币的能力，并最终对宏观调控负责。”这是中国人民银行一位高层官员最近的表述。言外之意，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不当，板子肯定落在央行的身上。正是在这个压力背景下，2003年央行开始了转型。

　　文章称，这种转型首先从人开始，一贯以倡导市场化、制度化建设闻名的原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接任央行行长，市场将此解读为央行加快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的重大标志。

　　其次，在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上，周小川心目中理想的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使用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在他看来，只有利率，才能在调控中防止货币供应松紧不当带来的后遗症。这一点，对于饱受过去宏观调控“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折磨的中国经济，非常具有吸引力。

　　文章认为，新一轮爆发的宏观经济“过热”是场“遭遇战”。但对投资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央行的反应迅速准确。在许多部门和研究机构还在对经济是否“过热”争论不休的时候，2003年8月，央行就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1个百分点，同时加大中央银行票据发行，提高公开市场对冲力度，当年底又下调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现在还无法准确测算出这些“霹雳”手段在此次“降温”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一些宏观调控部门和学者对央行的利率工具的效果却提出质疑。“从两次提高准备金率的效果看，货币政策效应并不高。”

　　在这个左右为难的过程中，向着市场化转型的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又一次“败”在了“开会”和“窗口指导”这样的行政干预手段之下。今年5月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减慢，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采用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后，投资得到控制，导致信贷规模减少。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部主任徐宏源分析称，到目前为止，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态势还是制度性问题，表现为结构性失衡。这也是央行在此次宏观调控中为什么表现“尴尬”的根本原因，即用市场手段“医治”非市场的体制“顽症”。

　　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称，在中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常常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2003年以来，利率的走势朝野瞩目，这表明中国的利率政策正在逐渐摆脱其‘侍女’的地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又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入。但利率政策目前面临的困境也显示，适应其运行的体制环境还远远没有建立。”(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