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钓鱼岛到参拜靖国神社，从修改和平宪法到中国西北大学学潮和珠海集体买春事件，直至“对日新思维”在日本受欢迎和在中国引起炮轰，近年在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出现一波又一波风潮。在两国相当一部分民众中，情绪淹没了理性，怨恨代替了对话，微观思维排挤了宏观眼光，直观、笼统的结论代替了多层面、有条理的切入和剖析。

　　应日本外务省邀请，笔者于5月中下旬对日本安全、外交政策和中日关系进行考察。除日方安排的与政府官员、智囊、学者和媒体人士会见外，笔者还单独接触了中国驻日官员，以及德国、法国、欧盟和美国的驻日官员和记者，尝试从多个角度获得对日本外交和中日关系的观察点和思索。

　　外交举措使邻国忧虑

　　客观地看，日本安全、外交政策和中日关系这两个问题，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那就是：日本近年的一系列外交举措(包括派兵伊拉克、酝酿修改和平宪法、逐渐增强军力和强化日美安保同盟等)，引起周边国家的普遍忧虑。

　　在邻国看来，日本能否采取更为自主的外交和安全策略，取决于日本是否在历史问题上让邻国放心。而对日本来说，过去的已经过去，倒是一些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邻国，今天国力迅速崛起的速度，令日本感到威胁。

　　在日本与邻国的关系中，中日关系无疑是最重要，但也是最畸形和最复杂的一个；上述日本与其邻国之间的种种复杂难言的心态，在中日关系中均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虽然人人都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存异议，但无可否认，近年来中日关系不但因政治，其中首先是历史问题而趋冷，而且这一“政冷”趋势已开始对原先的双边“经热”产生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冷战框架的改变以及中日经济实力的微妙变化，中日之间的安全战略架构也正日益呈现出微妙的一面。

　　时至今日，在中日两国还有不少人怀念32年前毛泽东、周恩来与田中角荣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时的美好情景。须知，除了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外，当时的中日在经济上完全不存在地位互换或“两强并列”的问题，而政治上美中日则有其共同战略利益，亦即对抗苏联。

　　对那时的中国来说，日美安保是值得欢迎的好事，中日双方的战略需求很快便导致政治层面的和解与接近。而在社会层面，当时的日本基本上还是左倾思想占据上风，没有在战争历史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民族感情刺激；而中国则由于国门未开，不但没有民族主义情绪，而且就连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也无法跨出国门，因而给心存感激和罪恶感的日本国民以极强的好感。

　　但时过境迁，三十年后，无论是外围框架，还是中日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土壤，都发生了许多变化。

　　第一，冷战结束使美中日的间接同盟关系瓦解，美中成为今后数十年的潜在战略对手，日本面临头号威胁(朝鲜)和潜在风险(中国)，作出强化日美安保同盟的决策，使日美由昔日中国的战略伙伴成为中国潜在的对手。

　　政治关系恶化

　　第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即所谓“失去的十年”)形成的反差，使两国国民都各自产生了微妙的心理逆差；当日本社会和知识界由开明走向保守之时，中国国内则因经济飞速发展而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

　　第三，在上述基础上，日本对战争历史的日渐模糊和由政治家发出的错误信号，与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短兵相接。

　　虽然如此，十字路口的中日关系在战略、政治和经济层面，却正呈现一个极微妙的互动过程。

　　首先，在战略层面，由于日本将朝鲜定位成直接威胁，将中国定位成间接风险，因此日本在军事上追求日本安保同盟和在外交上继续追随美国，短期内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这一同盟如双刃剑，其对日本国内右翼极端势力的抑制作用也依然不可忽视。

　　其次，在政治层面，由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有分歧，近年中日高层往来已完全停止，目前似乎难有实质改善。

　　最后，在经济层面，虽然“政冷”已逐渐影响到“经热”，但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双方的参与热情方兴未艾，亦即所谓“争当领头羊”。亚洲经济一体化趋势，将在多大程度上缓和乃至消除中日之间的政治和战略冲突，值得观察和研究。(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