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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二战后美国主导下树立起来的柏林墙改变了欧洲的政治面貌,现在美国正在着手主导推倒中东的“阿拉伯墙”,这将改变21世纪中东乃至世界的政治面貌,而这也可能改变联合国的“世界政府”地位
本刊记者/冯亦斐 □欧晗
“我不相信八国集团将来能和联合国一争高下。”6月16日,头发花白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坐在外交学院贵宾室的沙发上,透过厚厚的镜片,注视着本刊记者,用苍老但底气十足的声音坚定地说,“G8只代表8个国家,虽然他们是8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但是在联合国还有另外180多个国家代表着国际社会。”
加利此番话是回答记者的八国集团会否对联合国构成挑战的提问。此前不久结束的2004年八国峰会上,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改进版,该方案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以色列、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22个阿拉伯国家内实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改革。
有学者认为,联合国在帮助中东国家摆脱动乱与贫困,推动该地区和平与发展方面的作用,正面临着“另一个马歇尔计划”的挑战。二战后的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一个美国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这是美国势力向欧洲扩张的起点。
多边旗帜掩护下的单边挑战
正如一位阿拉伯学者所说,中东地区的动荡与不安由来已久,哺育了绝望和愤怒情绪的衍生,阻碍了这个地区迈向现代化国际共同体的步伐。这样的现状对于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联合国而言,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但对于一个全力谋求霸权的国家来说,却是一个争夺该地区主导权的机会。
所以早在布什上台之初,便已开始酝酿大中东改革计划。2002年9月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写着,“美国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致力于穆斯林世界的民主发展。”此后布什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只有使阿拉伯社会成为民主社会,那里的人民“才不会宣誓效忠于反叛者和谋杀者”,那里的政府“才不会去庇护恐怖分子营地或袭击和平的邻居”。
然而今年2月正式推出的大中东计划,因其浓重的“单边主义”色彩,遭到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反对。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明确表示,反对任何国家打着“改革”的旗号“将外部世界的意志和方案强加于他人”。
阿盟秘书长穆萨指责这一计划无视巴、以之间的流血冲突,避而不谈伊拉克问题。欧盟国家也对计划中忽视伊拉克和巴以问题表示不满。
布什只好对此加以改进,将大中东民主计划更名为“面向进步和共同未来伙伴关系计划”,主要目标是实现中东地区“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美国和欧洲将联手促进这一地区的“民主”改革,推动和帮助“自由选举”,扶持新的独立媒体,培养“有文化的新一代”。
改版后的计划总算被其他七大国所认可,因此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多边光环。美国此举表明,它已经努力在可能的范围内,避免自己这个追求单边主义的一超,与追求多边主义的其他大国之间的强烈摩擦或冲突而导致的利益均失。
“如果‘大中东民主计划’能够成功,那么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影响世界格局与发展的事件,”一位研究中东问题的国内知名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联合国若是落于八国集团之后,未能领导这个潮流,那么若干年之后,联合国将难免会黯然退去。”
联合国的危机
联合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明确的计划和建议,虽然她在这个地区的努力由来已久,但在关键问题如巴以争端上却风雨难调。此次包括四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八大国通过的这个计划,让人不禁联想起在1999年科索沃危机中,联合国因为无法达成集体一致,导致坐视危机,行动瘫痪;而八国集团却率先通过了有关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总原则,为解决该危机定了基调,使联合国的作用黯然失色。
在中东问题上,联合国会不会被八国集团再次跨越,成为另一个被八国集团“领航”的海域?联合国是否最终会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外交学院联合国问题专家郑启荣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对于联合国来说是一个大考验。”
“在许多情况下,联合国并不假装对很多问题有‘独裁权’。”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说,“如果有些问题能在联合国框架之外解决,比如在地区性组织中解决,或者通过双边沟通解决的话,联合国会很高兴。联合国并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中东的问题是本世纪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科威特美国大学校长沙非克·噶伯拉教授说,本土改革是中东迈向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是取决于巴以之间的和平。无论是本土改革还是巴以和平,都需要外力的帮助和催化,联合国作为一个最具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政府间组织,无疑是扮演这个角色的最合适的国际组织人选。但是目前为止,联合国无论是在哪个方面,都未能做出让大多数中东国家满意的努力。
自1945年以来,联合国的“集体行动”,往往成为“集体不行动”。安理会五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最终导致以牺牲联合国的声望为代价。
“联合国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需要安理会中的五大国的一致同意。而这五个国家本身的立场就是不太一致的。”加利说,“对联合国目前状况的评估本身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正处在危机之中,在危机中进行改革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八国集团里安理会四大国这次取得的一致,却很可能像科索沃危机的政治决议一样,延伸到安理会的决议之中。被加利暗示为“民主的太上皇”的美国,既然能在四大国间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就有可能将这个平衡点推而广之。
中国的机会
当八国首脑会议在一个小岛上沸沸扬扬举行的前后,作为惟一没有参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正在进行着她的中东外交努力。
6月1日至8日,中东特使王世杰出访巴勒斯坦、约旦和叙利亚三国,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部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见和会谈。
6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又与联合国新闻部在北京联合举办中东和平问题国际媒体研讨会。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开幕式上讲话,强调发挥民间社会作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以及民间社会应致力于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联合国负责新闻事务的副秘书长塔鲁尔代表安南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说:“民间社会往往走在政界前面,更了解冲突恶化的根源,更容易意识到和解的可能途径,在特殊情况下,民间社会甚至可以做政界人士可能不愿尝试的事,测试可能在今后成为官方行动的各种举措。”
6月中下旬,叙利亚总统和以色列副总理又将对中国进行访问。
这样以联合国宪章为指导原则,频繁与主要中东国家进行双边磋商以及对中东事务进行积极发言,不仅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中东事务里的分量,而且也能间接加强联合国的形象。
对于八国集团所提出的中东改革计划,王世杰强调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有关立场。他说,“改革是各国内部的事情。如果阿以争端能够和平解决,将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改革。我个人也很高兴地注意到,这次八国集团会议宣言吸收了阿拉伯国家的意见。”
中国目前对八国集团,采取既有联系又保持距离的态度,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相对独立性,也不会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如中东问题上被边缘化。在中东问题上,中国和联合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一位资深外交人士对本刊记者分析说,“联合国的框架为中国提供了机会,而中国也会为联合国解决因这个问题带来的危机提供机会。”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