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自一九八○年代实施一胎化政策，在计划生育宣传中，超额生育的家庭被嘲讽为“超生游击队”，与贫穷落后画上等号。最近几年，“超生游击队”的负面形象完全被颠覆。拥有两个以上孩子的“超生家庭”，成为上海富人圈的新风气，“超生富贵兵团”的形象取代了“超生游击队”。比别人多生一个孩子，和拥有名车、华屋一样，是身分地位的象征。

　　自去年底，上海传出将放宽一胎化政策，有条件地允许生育第二胎，不少年轻夫妻对生第二个孩子开始跃跃欲试。事实上，生两个孩子对一些新富阶层来说，早已成为公开秘密。上海富人圈里的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海归派等“新富”阶层，正流行以缴纳高额罚款和到国外生小孩等方法，让自己拥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

　　今年初上海的一项调查，令学者和专家跌破眼镜。调查显示，目前上海的年轻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士，对生第二个小孩的兴趣最大。不仅是上海一地，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的白领阶级，想拥有第二个孩子的人比希望只生一个小孩的人多34.6%。

　　中国青年报一项针对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博士、硕士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较为合适。在一胎化政策未松绑前，近四成的人考虑到国外生第二胎。

　　中国大陆计划生育部门对超额生小孩的人，有行政和经济两种处罚办法。行政手段是由单位对超额生育者予以纪律处分，例如调职、降职、减薪等；经济手段则要求违反者缴交一大笔“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的多寡由各地自行决定。以上海市为例，“社会抚养费”是以超生子女出生前一年上海全市居民家庭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再乘以三。

　　例如，二○○三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万4867元，二○○四年的超生父母要缴纳的“社会抚养费”，便是4万元人民币左右。对于普通薪水阶层来说，这是一笔大数目，加上超生小孩未来必须支付较高的教育费等，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养不起”超生的孩子。相反地，对于民营企业家等“新富阶层”来说，自己往往就是老板，行政手段根本罚不到他们；经济手段也没有多大作用。多生一个小孩，就成为“新富阶层”的新风尚。（来源：美国《世界日报》；作者：汪莉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