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钟情叶德娴原唱的《明星》,后来被很多香港歌星翻唱过,其中就包括了张国荣和梅艳芳。每每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如此爱唱这首歌,答案却只有一个:歌唱人心。“当你见到天上星星,你可会想起我。”相信每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明星都希望他/她离开荧光灯之后,还会被人想起。可当我在去年8月香港会展中心哥哥的纪念演唱会上,听叶德娴心有戚戚地再度唱起这首歌时,竟觉它是明星的哀曲。这种感觉萦绕至今。
说到偶像,在华人娱乐圈里,大约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香港歌坛开始的。在此之前,也有歌星和演员备受人们的爱戴,对他们的喜爱往往口耳相传日夜累积,而80年代香港娱乐产业高度发展后,出产的偶像经过商业化的精心包装,在人们面前制造出一道道赏心悦目的彩虹,这时才有真正的偶像。而在“偶像”一词的发源地日本,偶像的产生时间则要早许多。
然而就在偶像站在舞台上占尽风光的同时,又有谁能明了制造一个超级偶像的艰辛和代价。就在第一代香港偶像张国荣、梅艳芳到了真正享受事业成果的时候,他们的相继离世让人开始审视这个看似风光无限的所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而在日本,偶像的沦落更是隔三岔五,前两天洋介又成为了最新的牺牲品,曾被人无尽推崇的偶像制度,如今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存在的理由和罪过。
1保姆式经纪
曾有一个笑话,香港新生代偶像代表谢霆锋一次来上海作宣传,助手事务繁忙,就让他自己拿些钱买回程的机票。但就是这位万人迷,竟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这固然是个笑话,但却不一定好笑。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如今的娱乐产业链中,经纪公司日益将旗下艺人视作商品小心轻放,最后甚至于忘了他们的商品是个活生生的人。
香港TVB是全港最大的传媒旗舰,也是拥有艺人数量最多的经纪公司,旗下拥有大大小小的明星艺人600余人,被称作香港电影业、唱片业的“少林寺”。该公司资源部副总监乐易玲女士向笔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TVB明星的广告牌,机场是、商场是,即便上洗手间都逃不了。视觉上狂轰滥炸的代价是在演艺计划上的绝对服从,从进入艺员部参加培训,到参加电视剧担任配角,到度身定做剧集,然后参加电影拍摄或者出唱片,最后出街参加各类公众活动,一切按部就班、井井有条,来不得半点差池。
除了演艺计划之外,乐易玲女士介绍说,在艺人明星的日常生活上,公司能不介入尽量不会介入。不过有两种情况例外:一是刚刚出道的年轻艺人被狗仔队追踪时,公司会教他一套如何应对的办法,基本原则是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二是艺人谈恋爱,并且影响到事业的时候。乐女士表示,香港是个现实的地方,如若你是个在事业上有追求的艺人,你自己就会避免恋爱。
事实上,公司介入艺人生活可以说无孔不入。这种近乎保姆式的24小时经纪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艺人一旦离开了公司的庇佑,将会变得十分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很多日本艺人在事业上升期结束后遭到公司遗弃,但他们不知道如何生存、如何控制情绪,甚至不知道如何开始一段恋爱,最后只能郁郁而终。
2低龄化培训
现在常常能看到16岁甚至更年轻的艺人涉足娱乐圈,而通常还会冠以制造多年的秘密武器这样的称谓,日本被称为事务所的经纪公司是比较早将旗下艺人低龄化的经纪公司,而香港的代表则是新兴的英皇集团。
一位从事多年日本唱片引进工作的上海资深企划人员告诉记者,日本的经纪公司多如牛毛,规模比较大的也有上百家,像杰尼斯家族算得上其中的翘楚。日本的模式相当独特,一般在艺人只有10岁左右的时候就会与之签约,这份合约往往长达20年甚至是终身性的。在合约初期,经纪公司每年投入巨资全方位培训新人。7-8年后,艺人开始工作,这个阶段经纪公司从艺人中抽取高额佣金,有可能比重高达9:1(公司拿9,艺人拿1)。到了合约的最后几年,艺人本身到了成熟期,这个比重才开始慢慢地扭转过来。
英皇集团基本照搬了这种模式,欲打造中国的杰尼斯。旗下最近推出的美少女梁洛施就是典型的例子。秘密培训多年,一推出就重金打造。然而,对于这种造星机制,外界的非议一直不断,小小年纪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得不到同年龄人的幸福生活,将来的人格必定不会健全。英皇一哥级人物谢霆锋前不久在接受采访时也公然指出,看到电视里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就出来做明星,这对他们弊大于利。他用自己的教训告诫年轻人,年轻时应该好好学习,一心想着做明星只能适得其反。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声音。现在的娱乐产业主流消费者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需要有同年龄的偶像,所以偶像低龄化是大势所趋。
3虚荣的舞台
愿意为舞台生、为舞台死,最壮烈的当属梅艳芳。有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她在如此重病之时还要连开八场演唱会,将自己的最后一线生机亲手送走。但梅艳芳说了:只要有信心,一定能做。在绚烂舞台上化蝶而去,正是这位舞台女王所希望的。
舞台究竟给梅艳芳带来了什么?她说,自己4岁开始登台,这成了她的生活方式,站在台上是她一生中最光辉最长久的时刻。即便是病痛之时,只要一踏上舞台就精神百倍,仿佛病痛全消,而当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她将自己嫁给舞台,完成了人生的夙愿。
舞台就是明星的家,仿佛有种魔力。即便是平淡如水的王菲,也会承认在舞台上的那刻,享受四面掌声雷动、头顶光芒照耀的瞬间。这方寸舞台,或大或小,时时刻刻满足着偶像的虚荣心。于是和梅艳芳一样,很多明星在登上舞台的那一刻,会忘记所有的病痛与苦恼。
而与之相对的是,回到舞台下的现实生活,是极度膨胀后的虚空。为了延续在舞台上似梦似幻的感觉,很多人选择了酒精和药品,陨落往往也从此开始。
北京太合麦田的董事总经理宋柯提供了舞台的另一种诠释。特别在内地经纪业中,经纪人往往缺乏专业的资格认证,许多做艺人经纪人的是艺人的亲戚或者媒体从业人员。这样的经纪人缺乏对艺人长远的演艺规划,对艺人的价值认同也缺乏客观性。于是常常有这样的对话:“我们的艺人最近不错啊,又上了几个封面啊。”而事实上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艺人正处于虚荣心极度膨胀的边缘。
4媒体的捧杀
媒体和娱乐圈的关系在过去的20年里发生着极为深刻而无奈的变化。20年前,即便是在香港,偶像明星和杂志报社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常常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发展计策,于明星可以有更好的宣传,于媒体也能得到许多独家报道,实现双赢。但有一天媒体忽然发现简单的访谈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他们想看到的是明星的私生活时,这种结盟宣告破产。
取而代之的便是狗仔队模式。这种模式起初借鉴自英国,被称为狗仔队的人热衷于报道名人的私生活,以窥探别人的隐私为乐趣。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香港兴盛20年,至今不衰。现在更有发展到内地的趋势。只是香港的狗仔队更名副其实,他们不负责编写报道,只传递信息。被他们盯上,可能会是24小时的全方位伺候。明星于是如临大敌。他们再也不敢随便乱说话,再也不敢在公众场合与亲密爱人手牵手,甚至再也不敢衣冠不整地走出家门口到小区倒垃圾,他们整天生活在对狗仔队的恐惧和担心明天上小报头条的惊慌之中。
媒体的过分捧杀让原本脆弱的明星人格更加不堪一击。除了少数利用媒体制造轰动性炒作的小明星之外,绝大多数的偶像明星避狗仔队惟恐不及。天皇巨星张国荣在宣布退出歌坛后立刻定居加拿大,过着平静的生活。即便如此,当他回到香港并被同性恋传闻闹得沸沸扬扬之时,他干脆亲自向公众宣布性取向,背后所承受的压力和代价不可谓不大。
来源:新闻晚报、作者:韩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