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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超，甲A的借体还魂？

　　文/文辉

　　有什么样的甲A，就有什么样的国奥；有什么样的甲A，就会有什么样的中超。

　　这才是中国足球的真正悲哀

　　5月15日，中超现身。

　　告别去年11月訇然谢幕的10年甲A，中超另立山头。而之前一度被热捧的国奥，12日与马来西亚的奥运会外围赛谢幕战，已经无人理睬，自生自灭，始乱终弃。

　　一支被寄予厚望、苦心经营4年的国字号球队，追求出线和治愈恐韩都不应是其终极目标；4年前这支号称超白金的国奥球员，如今沦落到大多栖身中甲这个二级联赛的糙白金球员。

　　沈祥福只是一颗棋子，身不由己，死而后已。

　　动辄领导莅临、鼓气大会或杀无赦令，没有实力做基础，比起“20年赶超英美”的红色口号更加贻笑大方。而曹宰榛和金东进的夺命摧杀，只是给注定失败的国奥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并不是国奥失败的根本原因。

　　10年甲A的后遗症

　　实力从哪里来？实力不是摸奖，可以一夜暴富。实力更不是封闭集训，可以一劳永逸。

　　实力来自实战，只能来自联赛，而成功的联赛，只能来自合理的管理。

　　我们的联赛能否产生这个功效？国奥之悲与甲A之悲何其相似。有什么样的甲A，就有什么样的国奥。有什么样的甲A，就会有什么样的中超。这才是中国足球的真正悲哀。

　　甲A当然有功绩。中国足协主管联赛的副主席杨一民对10年职业联赛的成绩总结就是：“职业联赛前，我们每年对足球的投入不到千万元，目前通过市场已近2亿元，俱乐部年总收入达到了7亿多元。”

　　就是说，甲A让中国球员有钱了，让足协腰粗了。让布拉特当年对中国足协官员说“先生们，足球是可以赚钱的！”的寄语成真了。

　　但是，反过来而言，球员的自律性并没有和暴涨的收入与时俱进。“拜金足球”一说已经摆上体育总局台面，“这些小小年纪的百万富翁根本就不把国家荣誉当一回事，管理越来越难。”这是国奥队内的声音。国足主帅阿里·汉的牢骚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哪支国家队的球员对国家的荣誉是如此的漠视！年轻球员希望进入国家队的目的是可以到俱乐部争取一份不错的合同！”

　　这还只是甲A管理不善后遗症之冰山一角。

　　职业联赛期待管理的职业化

　　没有哪个世界足球强国会忽视本国联赛。从俱乐部的规范运作、培训体制的建立，到球员和裁判的管理，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不过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成立职业足球联盟从根本上杜绝了中国特色的“外行管理内行”的漏洞，也从根本上杜绝倒摘牌转会制、限薪令等莫名其妙制度的招摇过市。

　　行规不能凌驾于法规，这是不可颠覆的共识。足协是行政机构，插手行业的具体操作管理，越俎代庖不说，行政命令的打压和长官意识的干预，势必给本来就成色不足的中国职业足球涂上业余的标签。

　　远的有1999年足协欲告无锡某报的失实报道，近的就有年初封杀某足球专业报的采访资格，官本位制之下的联赛管理，任何对足协的非议和批评都不可避免地染上民告官的忤逆色彩，进而招致恼羞成怒之下的行政大棒的打压。搞职业足球，仅仅将甲A改换成中超远远不够。

　　成熟的职业联赛，应该有成熟的职业管理机构。而现行的中超体制，名目繁多的部门主管仍然由足协官员把持。进入市场机制的中超联赛，仍将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

　　经营的市场化和管理的行政化，双轨制的实行导致人们只能寄望于足协领导的睿智，而不是管理体制的完善。阎世铎上任之后雷厉风行的反腐败等新政之所以深得民心，只能越发说明中国足球问题之多。

　　战争年代，枪杆子里出政权，和平年代，管理出政绩。不是说中超就是简单拷贝甲A，病入膏肓的甲A寿终正寝乃大势所趋，中超却不能去依样画葫芦。

　　仅仅依靠增加数百元的裁判执法收入不能使龚建平们“重生”，就像仅靠发布“尊重对手、尊重观众、禁止行贿、禁止赌球”的《公平竞赛公约》无法包治百病、天下太平。

　　假球、黑哨、腐败、违规经营等丑闻还有其滋生的沃土，没有职业联盟、依旧是外行管理内行——我们几乎相信，中超，只不过是甲A的借体还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