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刚刚卸任的袁伟民局长，魏纪中老先生是最合适的。

　　袁伟民靠中国女排的“五连冠”骄绩奠定了他在中国体育的功勋地位，巧得很，魏老也见证了“五连冠”全过程，而且还是参与者之一。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首夺世界冠军时，袁伟民是主教练，比袁大3岁的魏纪中是代表团秘书长。

　　袁指导后来官升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人，魏纪中一直在他手下工作。8年前，魏纪中从国家体委退休，他将退休报告交给的就是分管人事的袁伟民。

　　光阴流转，袁局长现在也退休了。一个退休老人谈另一个退休老人，别有一番亲切。

　　在近90分钟的电话采访中，魏老回忆了他所知道的袁局长点滴事，并由此有感而发对中国体育一些现象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为了行文方便，交谈改成了魏老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　　

　　我所认识的袁伟民

　　——国家体委前国际司司长、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谈老领导、老战友

　　袁局长主动要求到了岁数就退下来

　　12月9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干部大会，宣布袁伟民不再担任总局局长职务，由刘鹏接任。我参加了那次大会，袁伟民会上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的47年体育生涯，当他结束“告别演说”时，我和全场听众一样，长时间为他鼓掌。会后礼堂外，当他送国务委员陈至立上车时，我迎了上去，袁伟民对我说：“这下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袁伟民局长退休这件事，我很早就知道了，1939年7月出生的他在8月雅典奥运会前就满65岁了，省部级干部到了这个点都得退下来，由更年轻的同志接任。这是很正常的职务变动。

　　我还知道，今年年初或者是比这更早的时候，袁局长就主动打报告要求到点就退休。当时正逢备战奥运会的关键时期，中央要求他推迟几个月到奥运会后再说退，袁局长听从了中央安排。在12.9大会上，中组部领导、国务院领导先后给予袁伟民很高的评价。

　　而刘鹏同志接任局长职务也按制度、按程序运作。我对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感到突然，我是以退休干部的身份参加会议的，会前我已经知道了相关内容。

　　袁指导一半是严厉，一半是随和

　　我认识袁伟民很久了，工作上正式发生关系是在1981年。那时我们结伴东渡日本参加第3届世界杯女排赛。我大他3岁，当时的官也比他大一点点，他是国家队主教练，我是代表团秘书长，团长是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就是在那次比赛，中国女排历史性地首夺世界冠军，开启了辉煌“五连冠”大门。很幸运，我见证了“五连冠”全过程。

　　那时的袁伟民给我的最大印象是称职，不但狠抓技术问题，还特别会做思想工作，特别强调比赛作风。赛前他都会找队员开会，但他既不讲大道理，也不开大会，而是针对性地开小会，开诚布公地谈，关起门来谈问题、谈不足，不伤姑娘们的自尊心。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节好队员情绪。与之相呼应，我则时不时出个洋相逗她们开心，打听到一些姑娘爱吃零食，我就会“偷偷”地出去买。比如孙晋芳爱吃鱿鱼丝，一见我买回来就很高兴。

　　袁伟民是非常强调拼搏精神的。陈亚琼比赛中不可思议地救起一个关键球扭转了大局，赛后我问她救球时想到了什么，因为那时大家思维比较僵化，我猜测她会想到国家和集体荣誉什么的，陈亚琼的回答让我有点惊讶：“什么都没想，就是尽全力去救那个球。袁指导一再强调，救不救得起是一回事，你去不去救又是另一回事。”

　　个性方面，我觉得袁伟民是个“矛盾综合体”，训练时很严厉，离开球场却非常随和，谁都可以跟他开玩笑。

　　就在这亦紧亦松的气氛中，中国女排1982年、1984年再夺世界冠军。“三连冠”之后，他荣升国家体委副主任。但袁伟民并非从此对女排撒手不管，夺得后两个冠军时，他是女排代表团团长，而我仍是秘书长。袁团长坐在主席台上并没闲着，每逢比赛关键时刻，他会通过我这个“传令兵”随时给教练、队员支招。(记者插问：如果袁不当官而是继续担纲女排，球队会陷入那么长时间的低潮吗？)这是个假设，可不好回答。

　　袁局长酷爱学习，有个“袁氏剪报”

　　从江苏男排队员到国家队主力二传，从国家女排主教练到国家体委(体育总局)领导人，袁伟民一步一个台阶，迈上了体育领域的最高峰。一个平民子弟，何以有此非凡成就？先天禀赋和时代机遇当然免不了，我还观察到了另一个同样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一直很自觉地通过学习提高执教、执政(管理)本领。

　　袁伟民有剪报的习惯，碰到好文章还会粘在画报上并分门别类地整理备用。这一习惯坚持了二三十年。前几年我有事去办公室找他，谈话中碰到一个政策性很强的疑点，他说“你等等”，翻开精心收集的“袁氏剪报”，果然药到病除。运动员出身的袁伟民年轻时只上过高中，先天不足，只能后天来补。(记者插问：袁局长办公室什么样，有没有挂什么字幅当座右铭什么的？)没有，他不挂字幅，他办公室挂的都是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奥委会或国际足联负责人的合影照。

　　除了“酷爱学习”，走上领导岗位的袁伟民还有另三个特点：为人正直、行为正派、责任心强。他是个管理大师，深谙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之道。“五连冠”成员小Z是袁的弟子，退役后成了国家体委的一名中层干部，她在一个应遵守的组织程序上犯了错误。分管人事、竞训工作的袁得知后狠狠地批评了这名“嫡系弟子”，毫不手软。如果袁伟民不这样做，又怎能服众？私下里，他让我特意去做小Z的工作，希望她认识错误，汲取教训。当时我在国际司工作，袁伟民并不分管我这块，他是以私人身份要我做这事的。(记者插问：此事后来怎样？)刚开始效果挺好的，但后来小Z又听了其他人什么话，情绪又有反复，哎……

　　“酷爱学习”属于“才”，而在“德”方面，在“正直、正派”方面，袁伟民更是没得说。过去在官场上总会有些勾心斗角的事情，但凭着与他二十几年的共事经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他身上看不到这种现象。

　　和执掌女排一样，袁局长在领导岗位上也做出了不朽功绩，但这种功绩外界有些误读。比如袁伟民统领下的中国奥运军团佳绩连连，有媒体称之“福将”。我不知袁本人如何看待这个词语，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认为此称谓不妥。按我的理解，“福将”之“福”就是运气好、命好。中国人的金牌是怎么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块一块地拼出来的啊！金牌上面凝结了运动员、教练和代表团领导、后勤部门等的心血。参加雅典奥运会的202个代表团团长除袁之外没有住奥运村的，都住五星级酒店，但袁伟民不这样，与运动员同吃同住，寸步不离奥运村，24小时掌控全局。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他都是惟一住奥运村的部长。

　　“有些事他是有份，但不能全推给他”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摆出两个哲学观点。第一，要辨证、全面地看待袁伟民局长这些年的工作，正如不能把中国体育这些年的成就完全归功于袁伟民一样，也不能把中国体育这些年的不足和缺陷都往他身上推，很多事情他是有份，但不能一切都推给他，这里面还牵涉到经济、法律、体制和集体领导的问题；第二，不能把“蝴蝶效应”泛化，世界上的事情是先后发生，但并非先后发生的事情就一定有因果关系。我之所以这样讲，是我看到了一些报道，不吐不快。(记者插问：这样的报道我暂时还没有看到，写了些什么啊？)是这样的，有一份杂志重提“奥运专项资金审计风波”、“中国足球2004年大崩盘”、“西安宝马体育彩票”等三大事件，并将之与袁伟民局长的正常卸任联系起来，强行扯上因果关系。

　　——关于审计风波，这是一个历史延续问题，跟财务上的处理有关系。我曾担任过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秘书长，“奥运专项资金”事件略知一二，我并不认为这里有腐败行为。这笔资金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可以去调查。财政制度对机关还不是硬约束，而是软约束。我这不是说国家体育总局这方面一点责任都没有，而是想强调这是一个历史进程，跟财务制度有关。

　　——中国足球问题，我早就说过，也是一个体制性问题。男足、女足、成年队、国奥队全线崩溃，身兼足协主席的袁伟民也被牵连。这个足协主席职务可不是袁自己主动要求干的，而是当时的一把手要求他干的。在中国，这种兼职的体育协会主席只是名义上的，不管协会事，我曾兼过跆拳道协会、柔道协会、体育舞蹈协会等6家协会的主席，此中端倪我太清楚了。足协上面还有分管副局长，还有总局班子会议，袁伟民作为总局最高领导，这是宏观上的，具体事务多由职能部门去管。

　　——体育彩票今年也出了很多问题，我认为根源在于大家理论认识上有误区。我始终认为，体育彩票不是体育产业，而只是中央扶持体育的一项特殊政策，这跟国家扶持残疾人事业有福利彩票是一样的道理。体育彩票不创造社会财富，只是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不是产业，世上哪有不创造财富的产业？产业的一个特性就是追求利润，有承包制等经济行为，“体育产业”也按此办理，执行中容易被扭曲，原本是政策性的东西被当成了产业，难免不产生腐败现象。这方面国家体总摆脱不了责任。我的“体彩非体育产业”的观点，经济界接受的人多，但体育界应者廖廖无几，这主要是体育界真正对市场经济有认识的人并不多。

　　(记者插问：最后一个问题，说了那么多工作话题，来点轻松点的，说说他的家庭吧。)他爱人也是打排球出身的，原江苏女排队员，后调到北京任职体育系统一普通工作岗位。他们有一独生子，30多岁吧。

　　最后衷心祝愿老领导、老战友袁伟民局长和家人过上轻松愉快的退休生活，他这些年太累了，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但隐约觉得，他不会就此淡出体育圈(袁伟民目前还担任着中国奥委会主席、2008北京奥组委执行主席的职务)，因为体育就是他的灵，就是他的魂。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