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科技部的“钱”世“金”生

　　财政资金属于公众 媒体吁消除公共资金权力魅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个可能的改革摹本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科学界的一批顶尖人士在《自然》“中国增刊2”中撰文指出，科技部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中国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左右的科技经费投入，其中约150亿由科技部来支配。由于行政官员对科技经费分配很难按项目本身优秀程度来确定，使得科技经费浪费与贪污情况无法避免。与此同时，大量科技人才为了争取科技经费，不得不绕着行政人员转。因此他们建议，将科技部管理科技资金的功能转移到相对较为独立、所受行政干扰较少、评审较为公正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

　　此次来自《自然》“中国增刊2”的集中“发难”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号，关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探讨目前已经集中到科技经费主导权这一核心问题上——谁来决定花钱，花什么钱，谁来花，怎么花。

　　此次围绕经费权的专业与行政之争，不管其最终结果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行政主导型的科技经费运作体制必将迎来变革，专业精神、程序公正和透明原则将日益成为主导力量。

　　激辩科技经费主导权：行政VS专业

　　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经费分配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管理人员对研究项目是否入选的干预，是吸引研究人员的最重要因素

　　正在紧张制定建国以来第八个科学中长期规划纲要的中国科技部最近颇感尴尬——来自中国科学界的一些质疑之声，正在对他们的这种规划权力本身形成挑战。

　　11月18日，知名的英国《自然》杂志以“中国之声2：与时俱进”的增刊形式，对中国现行科学管理体制进行了集中阐述。增刊由8篇文章组成，17位中外华人科学家撰写，主撰者多为中国本土科学家，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

　　8篇文章涉及了由科学管理体制到人才环境、科学不端行为、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区别等科学管理问题的方方面面。

　　发难科技部“行政之手” 8篇文章中，尤以《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措辞最为强烈。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科技部的权力之大，已严重制约中国科技的进步。

　　本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鲁白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

　　文章认为，科技部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由于人际政治在科技界仍起着主导作用，行政官员对科技经费分配很难按项目本身的优秀程度来确定，使得科技经费浪费与贪污情况无法避免。与此同时，大量科技人才不得不绕着行政人员转，“只要科技部继续管理大量经费，就难以避免庸才继续影响或统治科技前沿人才。”

　　除此篇文章外，在另一篇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何士刚研究员撰写的《良禽择木而栖——谈中国科学研究中的人才政策和人才环境》一文中，亦有涉及科学经费问题的尖锐说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经费分配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管理人员对研究项目是否入选的干预，是吸引研究人员的最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国家科学自然基金委近年来的努力得到了大多数研究人员的支持和好评。但自然基金委只掌握着整个研究经费中很少的一部分。增加自然基金委经费的比重，或要求其它管理部门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学习，在项目评审时采取引进国际评委、严格区分申请人员和评审人员等措施，将会有效改善中国的科技环境，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

　　何士刚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文章在发表之前，并未与其他作者有过任何沟通。这次集体“发难”，是无意之中的巧合，“相信绝大多数的科学家都认为，科学的事情应该由科学家来决策。”

　　邹承鲁院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文章虽然最近发表，但对于科学管理体制的想法并非他首创，而是“老早就有”，最早可追溯至文革之前——1957年，钱伟长、曾昭伦等科学家，曾向当时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由“科学家来领导科学”，但被批判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钱伟长等科学家也被打为“右派分子”。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复出，召集30位科学家座谈，邹承鲁院士是与会者之一。科学家们建议恢复高考，并恢复文革中被解散的国家科委，建议均得到采纳。

　　在邹承鲁看来，彼时的科委，“体制比较好，比较超脱，是一个综合协调部门，根本没有管具体的钱”，所以此次撰文建议科技部转移科技资金管理的功能，也并不唐突，只不过是“回到过去科委的功能”而已。

　　中长期规划成导火索

　　意见的强烈表达，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即将出台关系密切。

　　饶毅等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国家新的中长期规划制定之时，尤其应该注意科学管理体制的转变，“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中国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他们的专业上作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

　　此次《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实施时限，从2006年到2020年。

　　《中国新闻周刊》从科技部有关部门了解到，自2003年3月开始确定的这个规划，编制工作于今年8月底全面启动。国务院成立了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20个相关部门作为成员单位参与了规划的制定。知情人士介绍，仅仅本次规划制定的调研等费用，即达6000万元到8000万元。

　　目前，规划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科技部规划局最近一直加班，准备工作到年底结束，明年上半年会颁布结果。

　　新规划共有20个大课题，有些项目资金可能达100亿元左右。总的规划资金项目，可能达千亿之巨。这一额度以国际水平看，都堪称巨资。仅其中一个课题就超过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经费的总额、甚至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6年成立迄今18年的总经费。

　　数千亿的资金，“一旦看不很准，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建议，”邹承鲁院士说：“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是不能规划的，技术发展规划可以，但也不能叫‘科学技术规划’，其实所有自然科学都不应该做规划，应该鼓励科学家进行自由探索。”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都是偶然的，是“科学家好奇心的结果，而非规划得来。”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院士郝伯林是1977年全国自然科学长远规划中物理学规划总纲的起草人。他对《中国新闻周刊》称，“两弹一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结果，不能转移到现在的科学规划中。

　　“特殊情况和特殊时间的专项项目(规划)，不能常规化。当年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两弹一星’也是专项而非常规性的。一旦有常规化(规划)，就会造成没项目也要上小项目，小题目会变成大题目，结果并不是真正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

　　郝伯林在给《中国新闻周刊》传来的《对国家中长期规划合技术发展的一些意见》一文中，还提到“规划和管理部门的通病是不断追求新名词、新方法，而不愿意几十年如一日地改善科学和教育的大环境和支撑体系(infrastructure)。”

　　这些科学家们提出，鉴于资助大课题的高度风险性，建议将部分大课题经费转移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其它部门，由它们再到不同领域接受大、中、小型课题的提议，并进行竞争性评审。

　　但是很遗憾，在饶毅等人的文章叙述中，事实正与此相反。“中国的中长期规划中许多大课题的提出，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经内部讨论形成的，课题最后提出时没有真正的竞争，而是科技界少数人进行学术政治的结果。”这一切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之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