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岳王墓前，铸有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呙四铁像，反绑而跪，游者常投以鄙视目光或敲打其身，一吐不平之气。

　　秦、张、万俟是罪有应得。王氏为秦桧发妻，她既未执掌朝纲，也未手握相印，与岳飞冤案有何牵连呢？

　　据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佞幸盘荒》载：“宋元间传说，秦桧欲杀岳飞时，曾与妻子王氏在东窗下密谋。”

　　另据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辨证五·东窗事犯》载：“岳武穆戏文《何立闹酆都》，世皆以为假设之事，乃为武穆泄冤也。予尝见元代平阳孔文仲有《东窗事犯》乐府，杭之金人杰有《东窗事犯》小说。”

　　明汤显祖之《牡丹亭·圆驾》：“〔旦〕若说秦夫人的受用，一到了阴司，挦去凤冠霞帔，赤体精光……听的是东窗事发”。

　　《剪灯新话·天台访隐录》：“建炎南渡多翻覆，泥马逃来御黄屋……东窗计就通和好，鄂王赐死蕲王老”。

　　《说岳全传》第六十一回：“缚虎难降空自疑，全凭长舌使谋机，仗此黄柑除后患，东窗消息有谁知”。清末蔡东藩的《宋史演义》第七十五回中：“……桧偕妻王氏在东窗下，围炉饮酒……王氏笑道，‘这有什么要紧的，索性灭了他免得多口。’桧在沉吟，王氏复道：‘缚虎容易纵虎难’。桧闻此言，私计遂决……”这么多的记录，怎能与王氏毫无关系呢？

　　然而，上述记载，不难看出，是“传说、假设、戏文、文学、小说、演义”之类，不是正史。

　　据《宋史·奸臣三》秦桧传：“桧两据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桧阴险如崖，深阻竟叵测……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这样的奸雄还需要王氏出谋献计吗？

　　又载：‘兴岳飞之狱，桧使谏官万俟呙论其罪，张俊(与张浚同时)又诬飞旧将张宪谋反，于是飞及子云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鞠之……十二月底杀岳飞……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都流涕。“正史上找不到王氏参与其谋，何罪之有。再载：“开禧二年，追夺王爵，籍其家产……”也没有惩办王氏的史录啊！

　　据宋代徐梦莘，他是绍兴进士，历官湘阴令，知宾州，以议盐不合，罢归，自政和七年至绍兴末，四十五年，着有《三朝北盟会编》三百五十卷等许多著述。请看《三朝北盟会编·系年要略》上的记载：“……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无全肤，令汾自诬对张浚、李光、胡寅谋大逆，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兴。”

　　《宋史》上也有记载。又载：“臣尝见前校书郎魏了翁言：在馆中时，闻今敷文阁学士吴猎言：秦桧病时，大理寺当以赵汾等狱案上省。桧夫人王氏却之，语家吏曰：‘太师病势如此，且休将这般文字来激恼他，’如此者再三。桧死，事遂已。故以桧之恶如此，而其子孙未尽灭绝，盖王氏此举能全数十家性命故也。

　　臣又见蜀之老士人薛仲邕馆客者言：仲邕时持案牍入桧卧内，是时，已拟定刑名，只取桧一押字，桧其病笃乃已。所谓五十三人，赵令衿、胡铨、汪应辰、张孝祥之徒皆是也。秦桧此举较杀岳飞手段尤狠毒，设非因王氏之阻而止，不特此五十三家性命不全，而一时贤士皆尽，南宋元气已丧，国将不国，其亡恐不待百年以后矣。

　　是延南宋断绝之祚者，王氏之力也，魏了翁乃所谓‘圣人之徒’，其言宜不妄。秦桧子孙未尽绝灭，归功王氏，盖深信张浚等五十三家命悬顷刻，仅而获免，端赖此耳……”从同时代的宋人史录，可以看出，王氏不但贤德，而且还有阴德，而后人不知，徒取小说之类无稽之谈，使她蒙垢千载。

　　王氏所为，正如农家大门春联“积德前程应远大，存仁后步自宽宏”，种阴德之因，得善报之果，其后代繁衍不息，为官或民，政声德行均受世人夸赞，决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

　　王氏为什么孤魂抱深冤呢？由于当时人深恶秦桧，故设此疑似之事，以逞毒于其妻，也来个“莫须有”而遭其株连；其次是“女人祸水论”的流毒；再加上评话小说社戏的渲染，使她含冤长跪在岳王墓前。

　　仰观天地，俯察古今，对待历史，既不要受古人的骗，也不要受今人的累，一定要以史实为依据，真理为准绳。

　　文章来源：香港《大公报》 文/李长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