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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改意在减少公共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但如果成为公务员自己给自己加薪，则未必是改革初衷。

　　【中国车改11年来屡遭质疑】

　　回首我国公务用车改革，已有11年历史，但迫于各方质疑之声，各地车改始终低调潜行。

　　2003年2月，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二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积极稳妥地进行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和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工作。”进而，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改革领导干部职务消费的要求，并将公车改革纳入其中。潜行各地的车改星火自此燎原。

　　但就目前这股再度升温的车改，诸多专家却不无担忧。“中国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王明高认为，公车改革要考虑到本地的财政状况、行政文化甚至社会心理，需要与整个行政体制的各项配套改革同时进行。

　　【公务车年耗3000亿元】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到了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财政不堪重负。

　　199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调查指出公务用车存在严重腐败。与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相比，党政机关等单位每辆车竟高达数万元。每辆出租车的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而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

　　这是中国十年公车改革的历史背景，也是当前改革面临的现实压力。全国各地公车改革模式有三：一是货币化模式，改公务派车为交通补贴。二是半货币化模式，保留公车，由政府行政后勤部门统一管理，向各级工作人员发乘车卡，实行公车有偿使用，以年度进行结算，超支自负。三是加强管理模式，各单位继续保留公车，取消“领导专车”，通过健全并严格执行各种使用、管理公车的规章制度，达到克服公车私用、浪费及舞弊行为的目的。

　　【“货币化”须防变相加薪】

　　在实际改革中，多数地方选择了一步到位的“货币化”模式，由此引发争议。

　　广东省监察厅副厅长谢谷粱曾做过解释：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货币化”模式不仅比较彻底地克服了现行公务用车制度的种种弊端，而且适应小汽车进入家庭的潮流。谢还提到，对于生活水平达到每百户小汽车拥有量为20～30辆，多数公务员具有购车欲望而经济上仍有一定压力的地区来说，这种模式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但长期关注车改的湖南省岳阳市纪委办公室主任彭峰认为，现行的货币化车改也有“隐患”：在原来的公车管理体制下，不同岗位的人员，用车频率相差很大。而按级别一刀切，“货币化”发放补贴，有“变相加薪”之疑。另一方面，货币化明显带有“与官职挂钩”的痕迹。

　　如何界定车补标准，成了决定货币化车改的关键。广东省监察厅车改办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广东车补标准以工作岗位所承担的任务、性质和公务活动量为依据确定，分为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三大类。一个地区一线领导和一个部门的一线领导，虽然级别不同，也基本属于同一补贴档次。

　　标准计算的总原则是自购小车可以公私兼用，但费用必须公私分明，即用于公务的费用由公家补贴，用于私人的费用由自己负担。领导干部每月补贴费用与每月养车费用接近。换句话说，就是领导干部用车自己买，养车费用由公家补贴。

　　据分析测算，一辆15万元的车每月补贴2000元至2400元比较恰当。一名处级干部每月的车补标准，正是依此算出来的。

　　今年7月，就在广州市天河区22个街道办事处全面启动车改之际，各方质疑的声音终于见诸报端。一些人大代表站出来表示，车改不能再“捂盖子”了，车补标准更不能由内部人“说了算”，应举行听证会。

　　回应外界的质疑，2004年8月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监察厅副厅长谢谷粱向媒体释疑，由于取消了公务用车，交通费用大幅度下降，从节省的费用中拿出一部分来为其他干部发补贴，也算是让大家分享“车改”的成果。谢认为，“也是合情合理的。”

　　【补贴标准谁说了算】

　　亲历广东11年车改的广东省人大代表刘永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车改革的确是与国际接轨的一种做法，但具体改革措施却充满了中国特色。以韩国公车改革为例，汉城市政府每月给政府职员发一定的“交通补贴”，其中，课组级(处级)的4至5级公务员的补贴也不过14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008元)。相比之下，中国一些地区发给处级官员的“交通补贴”，相对公务员收入水平显然高出许多。

　　“(确定补贴标准)这个问题搞不好很可能导致整个车改的翻车”。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室主任毛寿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出，车补标准的制定要有专门的社会机构和相关专家来进行科学测评。他说，车补标准高低绝对不能由内部人自己确定，同时要建立起公共财政机制，由人大、审计、司法等部门严格监控车改的进行。

　　对于货币化改革还有另一种担忧：钱发放到个人手中后，并不能保证官员们将其恰当地用在工作用车上。不排除一些官员为“节约归己”计，该用车时却吝于掏腰包。这样，虽然财政省了钱，却与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背道而驰。

　　对此，广东车改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谢谷粱说，事实证明在广东车改正式运行后，政府的工作效率并没有下降。一些突发性事件均应付裕如，并没有受车改的影响。前些年搞“通讯费用改革”，一开始也有人担心手机话费包干后，会不会有人为了节约费用整天关机不接电话。实践证明除了极个别人外，多数干部并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过，对于如何保证把发给公务员的补贴真正用在车轮上，彭峰认为，现实中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程序。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之前各地在现行的车改方案中，曾有过模糊的规定。如海南澄迈县在车改方案中规定，严禁各级领导干部为节省交通费而影响公务活动。对参加会议、抢险救灾、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不得延误。违者，将从严处理。但在实践中，出现违规者后，“从严处理”却缺少具体的法规依据。

　　【公车改革大纲有望出台】

　　有业内人士透露，中央可望于近期出台的“公车改革指导意见”，将着重强调以下几个关键环节：对现有公车的拍卖要制定严格的程序，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进行。交通费补贴的发放范围和标准要适当。它属于职务消费范畴，不是职工福利，既不能搞平均主义，又不能过于悬殊，严禁借改革之名滥发奖金、津贴。

　　某些特殊公务的用车要有保障。车改后，可视情况建立机关出租车队或保留少量公车，保障执行机要交通、接待、老干生活等方面的特殊公务的需要。对保留的公车要建立完善严格的管理制度，防止出现“公车照用，补贴照拿”的现象。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