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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接连在两个国际会议上与中国领导人,即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会面,并成功恢复在第三国举行双边首脑峰会惯例。这似乎显示,紧张的中日关系已经出现转机。
首先,小泉这次不敢再逞强,见面说一套,会后又做一套。他虽然没有对外公开承诺不再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但也没有像过去那样,为了讨好日本传媒,而说他会坚持去参拜。
其次,在峰会前夕,刚上任的外长町村信孝和小泉本人都曾公开说,日本即将终止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峰会过后,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却说,中日还会协商,不会即刻终止。
所谓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项目,也就是经援的官方称呼。日本一般都以它的英文简称,即ODA直接称呼。其实,ODA并非全部无偿经济援助,大部分还是低息长期贷款,一部分是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而已;过去,中国直接称它为“日元贷款”,后来才依据日本方式,称它为“政府开发援助”。
成为外交战略工具
ODA当初确实是日本对外提供的纯经济援助,条件不苛刻,对象也不只限于中国;但后来,日本公开将它纳入外交战略体系,日元贷款或经济援助便不尽能概括其涵义了。因此,笔者认为,还是使用日本官方的简称ODA,也许更能全面表达其特殊内容。
日本一度被世界公认为经济动物,后来发现必须重视国家形象,因此初期强调ODA是无条件援助,但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大和民族的精打细算特质又再度显现,甚至公开主张要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相互挂钩,日本的ODA与传统的经济援助也就没有重大差别了。
2001年,日本提出新的对华经济协力计划,开始缩减对华贷款规模,严格限制经援项目,利用ODA左右受援国政策日益显著,而中日之间围绕ODA的争论、谈判也就加剧。近期,ODA更成为中日之间暗中较劲的热门课题,其中经济的争论几乎皆无,政治问题的争论,特别是历史问题的争执,却明显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外表是受中国崛起的影响,甚至是“中国威胁论”的炒作,助长了日本国内“终止对华提供ODA”的论调,但这次日本显然是在对华打ODA牌,扭转外交劣势,附和极端右翼的反华言论,对华摆出“隐性经济制裁”的姿态,希望能软化中国对日政策。
小泉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确实激怒了中国。虽然中国政府领导人会在第三国与小泉会晤,也偶尔会应日本政府要求与小泉举行非正式峰会,但中国至今依然拒绝邀请小泉访华,还公开表示目前还不是中国领导人访日的适当时机。
近期,胡锦涛在圣地亚哥、温家宝在永珍会见小泉,相信是一种试探性的外交接触,而小泉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细田博之改口说,日本不会即刻终止对华提供ODA,又进一步证明,ODA已经政治化,而且公然成为外交战略工具。其次,细田说,ODA延续还是终止,双方可以谈判,这也证明“ODA助长中国的崛起”、“威胁到日本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论调,其实是可以调节的。
实际代替战争赔偿
小泉说:“中国经济发展顺畅,已经到该从对华ODA中毕业的时候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但ODA不是纯粹的国与国的经济援助,而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即使中国成长了,日本的ODA还是不能单方面喊终止就可以取消的。何况,中国距离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发展均衡,人民生活富裕的小康状态,还有一段很遥远的道路。
战后日本对部分国家支付了战争赔偿,过后还视赔偿为“对外经济援助”的变种,因它使日本能重返东南亚市场。1954年10月,日本参加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科伦坡计划”,更给它创造全面重返资本和商品市场的先机。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1978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急需外汇资金和先进技术,而日本也刚经历石油危机打击,对中国的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垂涎,藉着1978年8月和平友好条约,加上邓小平11月访日,中日经济合作的框架遂建立起来。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宣布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1980年,双方签署第一批日元贷款协议,也为日本企业向中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和进口能源创造了条件。
从1979年至2004年3月,日中签署的ODA协议累计金额为3万2272亿日元(约300亿美元),其中贷款为2万9505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1364亿6900万日元,技术援助1402亿4900日元,利民工程41亿日元。中方实际使用的日元贷款为1万9400亿日元,偿还期30年,年利率平均3%。
促进基础设备建设
80年代开始的两批日元贷款项目都集中使用于港口、铁路、能源、环境设施的建设。90年代,港口、铁路、能源建设之余,也投资农业、通讯和交通等事业。2001年以后,多集中环境、电力、公路、教育等项目,而且改变为单年度申请,逐年递减的的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元贷款是中国获得外国政府资金的主要渠道,最多时占中国吸取官方资金的半数以上。日元贷款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基础设备建设,也为日本进口中国能源和资源创造了条件。据日方统计,中国总长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中利用日元贷款的占34.5%;在约470个港口的大型泊位中利用日元贷款的占12.2%。北京机场和地铁扩建工程也都得益于日元贷款。
中国基础设施的改善,间接为日本的进口中国石油、煤炭等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日本企业投资中国创造良好条件,并带动日本成套设备出口中国。从日本角度来看,虽然也对其他国家提供ODA援助,但对华日元贷款的成效最好,甚至在国内零利率期间,还为日本创造了跨国存款的利益。
由于日本使用“援助”一词,很多人误以为ODA是日本单方面给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日方的统计数字却表明,援助总额3万2192亿日元(2002年度的累计),其中有偿资金援助占91。65%(实际金额2万9505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占4.24%(1365亿日元),技术援助4.11%(1322亿日元)。不用偿还的无偿援助只占一小部分,超过90%却是最终要连本带利偿还的。
无视当初的本意
不可否认,日本在中国急需资金的时刻提供巨额贷款,确实有积极的贡献。事实也证明,相互合作便能创造双赢局面。但部分人却不这样看,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中国威胁论”也就应运而生。
有人说日本提供资金间接造成中国军力增长,甚至威胁到日本的安全。有人看到“神舟”飞船升空,就说中国已经走在日本前面,应该削减ODA。有人利用中国球迷在亚洲杯期间的喝倒彩事件,就说中国人对日本ODA“毫无感激之心”,应该终止。
日本人不能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也许情有可愿,但完全无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胸襟,甚至无视70年代日本领导人以ODA代替赔偿,以毫不痛苦的形式重建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苦心,结果只能使自己作出的努力付诸东流。
日本的对华ODA政策,自2001年10月提出新的《对华经济协力政策》以来,不仅金额连续三年大幅度减少,附带条件也日益严厉。比如,去年比上一年度减少20%,比2000年则减少一半以上,只剩下967亿日元了。分析家说,削减自中国的份额,转移给了印度。日本的战略,明显是要利用印度来牵制中国。
ODA已经政治化,而且成了外交战略的工具。日本如果使用不当,首当其冲是25年的辛劳将功亏一篑;其次,日本自以为可用ODA牌,甚至各种经济牌,实现其外交目标,包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料这正是日本的致命伤,因为一个东方国家采用非东方的手段,不讲信义道德,即使能赢得一时的胜利,从长远来看却会丧失更根本的信任。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文/黄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