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者有其屋，任何年代都不会更改的人性目标，与永远处在变更中的居住标准，矛盾着、冲撞着，也磨合着、适应着。现实生活舞台上的场景，苦涩绵连，奋斗永恒。

　　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一代中学毕业生留在上海工矿工作的，开始有结婚成家，自成体系过日子的。我回上海探亲，有同龄人成婚，已经从徒弟级别上升为师傅的新郎，没有新房，新床是有的，一架“双层铺”，母亲睡在下边，上面搭一木阁楼，新婚夫妇睡在上边。这般景象，使得我这个“流浪汉”的心理，极为别扭。新婚之夜，两人世界，三人同室，这个婚不知如何结法。这个别扭的心理源头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想必也是永恒的：如是，人性的私密何在？

　　当时我想，婚姻如此苦涩，我还是回到黑龙江农场去算了。在东北成家，独自拥有一间带地窖的草坯房总是可能的。不过，这个上层铺的婚还是结了，在常规时间里，孩子也生了。

　　80年代中，我已到上海报社工作，有同仁结婚，我们大家前去闹新房。一条弄堂，扶梯旁的一间小屋，十几个人进去，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新人发的喜糖都是“硬糖”。因为从事写字的工作，去的人都要玩弄一番，在纪念册上留言。我写的是：“让思想和欲望都自由。”

　　后来，东北农场的伙伴们，回沪后也纷纷结婚了。有的男同胞入赘到女家，就在饭桌旁挤出一张床的位置来。

　　上面记录的几个事情，都是在中国社会福利分房时期的故事。

　　如今，出现在这代人面前的，是下一代人婚姻所必定面临的住房紧迫课题。听到最多的，是为将来孩子的结婚，买房子的“首期”费用，由父母来承担。父母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是：20万。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循环，上一辈父母依靠自己在单位的“资深”时间，获取分房资格，从而把写着自己姓名的房门钥匙，交给儿子或女儿；而这一辈人，则要交出自己的薪酬积蓄存折。

　　关于“要单独过日子”的子女婚房，我已经听到三种这样的版本：一，实事求是，婚姻从租房开始，坚决靠自己。二，买套小房型，长辈出一点，自己挣一点，银行贷一点。三，不得小于两房一厅，否则面子过不去。更有第四种版本，也是父母“离去”的政策，去养老院，“为小人腾房子”。

　　“居者有其屋”里有一个阶段性的命题，就是婚者有其屋。婚者有其屋，就是保证人性的“思想和欲望都自由”。任何年代都不会更改的人性目标，与永远处在更变中的居住标准，矛盾着、冲撞着，也磨合着、适应着。

　　现实生活舞台上的场景，苦涩绵连，奋斗永恒。(陆幸生)

　　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