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了掩饰十年职业化的危机，中国足协在职业化的第十一个年头为甲A穿上了刻有“超级”字样的“漂亮马甲”。俗话说人靠衣装，并不是因为衣服的光鲜华丽，而是因为布料能遮挡羞处。中超的缔造者原以为加上一块遮羞布就能为联赛驱风赶雨以正视听，孰料这种讳疾忌医的作法却只能加重中国足球体内的毒脓。十年之痒还在继续，职业化的第十一个年头结束时，中国足球的患处已经越发溃烂。

　　赌瘤侵入心脏

　　赌球，这个几年前还颇具轰动效应的词汇在现在的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中已经不是秘密了。近年来，中国足球联赛中的“问题球”愈演愈烈，而这其中绝大部分的“假”都与“赌”有着直接关联，到了中超元年，赌瘤这一绝症已经侵入联赛心脏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几年前，贾秀全高呼“3号隋波”的那一声就好比一个晴天霹雳，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辨别当时两位当事者的谁是谁非，但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职业化经过短暂的纯洁时期之后，早已不可避免的与问题挂钩。而且随后的甲A后期又再接二连三的出现类似问题，职业联赛的管理者却无心过问，直到中超元年，众多暗箱操作的“阴谋”伴随着狼子野心一跃至前台成为闻者皆知的“阳谋”。

　　这是质的腐败。如果说当年的赌徒慑于势单力孤还只是停留在“手工作坊式”的小打小闹的话，那么现在的豪赌，已经上升到有组织有方案的集团作战。中超元年“抓内鬼”声四起，但到头来又抓到几个？“黑哨”衍生“盲哨”

　　众多“前科”已经让执法中国职业联赛的裁判员失去了他们在球场内的大部分公信度，以至于一旦出现令球迷不满的判罚，“黑哨”的骂声就经久不息。

　　“黑哨”——这是在十年甲A前期就已经被叫响的名号，甚至在龚建平被判刑后，这一称谓竟在球迷中几乎成为了对足球裁判的“泛称”。虽然在打击和监督之下，职业联赛中洁身自好的裁判员慢慢多了起来，但到了中超赛场上，裁判问题却换了个花样出现在球场内，我们不妨称之为“盲哨”。

　　中超元年的裁判问题可谓无奇不有，误判、漏判、改判，球迷攻击裁判、俱乐部官员进场声讨裁判、球队以罢赛威胁裁判，甚至最终闹出罢赛的奇闻。当然，我们很难因此责难裁判并刻意为他们加上“莫须有”的罪状，人孰无过？裁判自然也有犯错的时候。只是在中超这个苛刻的大环境中，球队的刻薄和球迷的压力成为了裁判一错再错的重要原因。换句话说，某些俱乐部更希望利用裁判的失误大做文章。

　　在重庆力帆主场同大连实德的比赛中，一场本来精彩的比赛却在林乐丰大闹奥体的冲击下成为闹剧，而当值主裁判如墙头草般的拙劣举动正是令比赛崩溃的最大原因。而在两次罢赛中，如果北京现代的罢赛还可以看作意气用事的话，那大连在与沈阳的比赛中罢赛却有些别有用心——林乐丰再次大闹赛场让比赛停摆，30多分钟后才结束比赛的主裁判杨志强也给足了大连恢复比赛的时间，但他这一番好心在事后却被林乐丰咬定为“不算罢赛”的最大理由。

　　杨志强的悲哀无疑折射出中超赛场上的大部分盲哨，他们的举动也让裁判在中超被越描越黑。从麻黄素到冰毒

　　兴奋剂应该是体育运动的天敌，不仅有违“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更加有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作为中国球迷，我们曾经在这一问题上感到自豪过——虽然我们的足球水平并不高，但我们却很难发现哪位球员“吃过药”。

　　但在10年甲A的收尾阶段，曾经的国青小将张帅的禁药风波却让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这是中国职业化以来第一例球员服用兴奋剂的个案，不过看着张帅痛苦申诉的表情，我们那时还有一丝庆幸——他只是误服含有麻黄素的药物。

　　但庆幸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年。这次不是麻黄素，而是冰毒！在中超第12轮辽宁队主场1比5输给大连的比赛后的例行药检中，辽足守门员刘建生初查和B瓶尿样复查均呈阳性。刘建生不仅成为继北京球员张帅后第二位涉嫌服用违禁药物的足球运动员，更开先河的成为了被查出涉嫌毒品的中国球员第一人！从麻黄素到冰毒，这是中超元年的又一悲哀。哀莫大于心死

　　数以亿计的球迷加上庞大的足球市场，中国球员和俱乐部在国外同行的眼中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当球迷们纷纷离开足球场时，最大的幸福也随之变为最大的悲哀。

　　忆甲A初年，赛场搏杀，万人空巷，但仅仅10年光景，却已经一切不再。这并不是球迷的错，怪只能怪“中超”这个美丽但不务实的谎言。当上个世纪’97十强赛后，甲A经历职业化以来第一次生存危机时，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并没有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正视。在一连串取消升降级的消极举措之后，甲A成了强弩之末，取而代之的又是“中超”这个虚无缥渺的名字。联赛还是那个联赛，但球迷的心已经在动荡不安中渐行渐远。假、赌、黑让治标不治本的中超一路虚火上升，留下的一地鸡毛只能让球迷的心境冷若冰霜。

　　是非功过自有人评说，看看联赛中空空如也的看台和买一赠N的球票，让人不禁心冷如冰。星爷在《少林足球》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对白：“球不是这样踢的。”这似乎正是对中国足球的一种警告。哀莫大于心死，当爱已经成为了往事，就很难再找回来了。(范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