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7日电 最新一期的《瞭望》刊载文章指出，处罚太轻、量刑太难、工作不实、产权不明、管理松弛、投入不足，是导致煤矿事故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

　　文章以山西临汾市为例子说，临汾市煤炭储量面积1.54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73%，总储量960亿吨，占山西省的11.3%。发生煤矿事故的多是的非法私开煤矿“小煤窑”、“黑口子”。2月5日，两个“煤老鼠”争夺煤炭资源，一方派民工持枪动用炸药封闭煤矿巷道，另一方则带着村民和民工将250公斤炸药运下矿井报复，导致29人死亡。

　　文章说，为遏制私挖滥采，临汾市曾大力整顿。2002年以来，该市共关闭私开矿921处，对479名非法矿主追究经济、法律责任；对51名参与经营或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进行处分，对18名失职、渎职的党员干部进行责任追究，辞退30余名不负责任的安监人员。汾西、乡宁两县一名常务副县长和两名国土资源局局长被撤职，两个县的县长被记大过和警告处分。但由于受巨额利益驱动，非法矿主仍铤而走险。临汾市有一个煤炭老板在一条山沟里开了四五个煤矿，行情最好时，一天纯利润达50万元。许多人戏称煤炭就是黑色毒品，做煤炭生意差不多跟贩毒的利润一样。

　　文章透露，临汾市委、市政府一些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讲述了事故背后的六大隐忧：

　　一忧：对安全直接责任人处罚太轻。按现行处理规定，对基层管理人员处罚得太轻，矿主、矿长们只是被经济处罚，与其高额利润相比，只是九牛一毛。现行法律对矿主所能制裁的是拘留15天。汾西县县长亢海银介绍说，汾西县去年一年抓了26个非法矿主，却没有一个被判刑的。

　　二忧：量刑难，打击难。亢海银表示，如果要判刑，就要测量私开矿对资源的破坏“量”。测量有一个难点，私开矿层层转卖、转包，被抓的人百般抵赖“不是我先开的”。有的矿主提前转移账户，政府查封的只是一个空账户。去年，临汾市查处2858个私开矿，应罚款7224万元，实际只罚了2410万元。10万元以上应追究刑事责任的190人，跑了46人，没有处理的49人。处理的95人中，有57人办了取保候审手续，只有7个人被判刑。

　　三忧：基层工作不扎实。据了解，非法采矿和违规生产之所以长期存在，一种是开矿者是当地“村霸”、“地头蛇”。一种是收买基层监督管理人员，充当“黑后台”、“保护伞”。还有一种是直接参与。发生“4·３0”事故的隰县梁家河煤矿，矿主是当地乡党委一名副书记的弟弟，事实上是该副书记在经营。4月22日、24日、27日和29日，市政府连续四次召开安全生产会议进行安排，25日还对该煤矿进行检查，一年内先后五次下发停产整顿通知，但该副书记置若罔闻，以致酿成事故。

　　四忧：产权不明。目前不少煤矿采矿权有的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个人承包经营，有的已转包他人。资源是国家的，被少数人无偿占有，采矿权与经营权不统一，使经营者毫不顾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国家要求回采率80%，而这些煤矿回采率只有20%左右，大量资源被浪费遗弃。

　　五忧：矿主、矿长、工人素质低，管理不规范。这是乡镇煤矿比国有煤矿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忧：煤矿安全投入不足，技术装备水平低。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水快流”政策影响，产生了一大批小煤矿。临汾市现有9万吨以下煤矿100多座，加之没有很好的投入激励机制，煤矿在安全投入上欠账较多，采掘方法、“一通三防”标准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