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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诺贝尔奖的各奖项得主已揭晓。被视为国际自然科学最高奖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分别由六位美国科学家和两位以色列科学家获得。中国人至今与它无缘。

　　与奥运金牌的反差

　　八月份的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荣获三十二枚金牌，金牌数字居本届奥运会第二，举国欢腾，世界瞩目。至此中国在历届奥运会获得的金牌累计数已达一百一十二枚，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此骄傲。这与中国科学家在诺贝尔奖项上至今尙未实现零的突破，形成显明的反差。

　　如果说奥运奖牌是重在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体”的实力和水平，那么诺贝尔科学奖则重在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科硏)的实力和水平。是不是中华民族的智商比不上其它民族？当然不是。

　　最有力的证据是已有六位百分之百中华民族血统的美籍华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获得过此项殊荣。问题是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过诺奖，确很值得深思。

　　从多个方面找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直接、间接从事科学硏究的人员世界第一，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喊得最响，可为甚么至今拿不出能竞争诺奖的科硏成果呢？对此许多专家及硏究者从多个方面寻找原因。

　　较多的人指出基础硏究重视不够，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了中国科学家冲击诺奖的步伐；同时指出，现行的过于短视、急功近利的用人机制，不利于出高精尖的世界级成果。科硏不同于体育，体育尖子必须年轻，训练几年即见分晓；如果以此来要求科硏，三数年不出成果要被淘汰，这就逼得科硏人员只得炮制一些短平快的项目，甚至弄虚作假应付考核。

　　更多的人认为，归根结底是人才问题。这要求漫长的知识和精力的准备，优良的治学环境、设备和学风，以及观念和学术上进行重大突破的素养、勇气和顽强的毅力。

　　传统与教育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东西很多，但也有消极的东西，其中“学而优则仕”至今严重影响着知识界，阻碍科硏事业。台湾“中央硏究院”前院长吴大猷曾言：“许多年轻人念了十几年的科学，从国外拿了博士回来，在学校抢做行政工作，甚至一有机会就想去做小官……”在大陆同样如此，各级政府招考公务员，理工科的硕士、博士都去报名，趋之若鹜，对当官比从事科硏感兴趣得多。许多人在硏究室对实验不感兴趣，却热衷于写论文，千方百计去发表，目的是为晋升技术职务。论文虽多但鲜有创见。

　　中国的教育基本是应试敎育，而且根深蒂固。学生学习是为了应付考试，而考试都有标准答案，这对学生的基础知识的奠定虽有一定的好处，但却严重制约了学生(特别是高校)的创新思维。在外国高校对中国留学生总的印象是：学习刻苦用功，应付试题能力较强，创造发挥不足。但科硏需要的正是创新。

　　鼓励创新鼓励自强

　　今年高考中某地一篇得满分的“状元”作文在报上公布后，立即被揭发这是一篇剽窃之作，舆论哗然。这正是中国现行应试敎育弊端的暴露。谁都知道，敎师指导考生作文应考，多采取先分类型猜题，然后让考生事先准备各类型“范文”并背熟，临场根据命题把相近类型“范文”稍作改动，切合题意默写出即可。这是“又快又好”的作文应试法，谈何创造发挥！

　　笔者由此想到今后中国高考命题的改革问题：既要考核考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又要考核他们的创新思维能力；每门科目的试题都分上述两大部分，前者按标准答案打分，而后者不设标准答案，由考生自由创造发挥，如何打分视情而定。笔者认为培养创新思维可从高中开始，为升入大学打好基础。一个国家如果不特别关注基础科学，迟早会落后挨打的。(澳门日报12月7日文章<有删节>；作者：余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