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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是内地一线歌手的毛宁在五年前一个突发事件后消失，今年八月他召开新专辑《我》的发布会，正式宣布复出。实际上，毛宁2002年8月曾作为嘉宾出现在杨钰莹的北京演唱会上，这次演唱会是杨钰莹复出的开始。今年年初，董文华为她的新专辑《港湾》举办了一个大PARTY，邀请上百位明星参加，在这个发布会上，最引人注意的一幕就是毛宁和董文华百感交集地拥抱。同时，毛宁还参演了电视剧《萍踪侠影》，主演过一个音乐剧，只是他从未接受过采访。毛宁新专辑的中方代理21世纪东方唱片公司的老板张卫宁告诉记者：“毛宁一直在低调演出，所以很难说复不复出。”但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毛宁现在终于克服心理障碍，“有选择”地接受采访，所以他此次被称为“高调复出”。

　　最难克服心理恐惧

　　关于五年前的报道，毛宁认为有很大一部分是失实的，例如有报纸讲述自称是他朋友的“小玉”向毛宁母亲哭诉，实际毛宁的父母多年前已经去世。此类新闻，毛宁并没有借发布会澄清。张卫宁说：“我是2002年才认识他的，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并不清楚。在我看来，他是个善良、努力的人，对那些状况无力抗拒。他觉得那些事法院有判决，他自己无须多说。”但是既然要宣传新作品，不可能不提到往事，毛宁极力不让媒体把话题往五年前引，但在他的新歌中却有一句“自己的伤自己知道痛，哪道深哪一道最重”。张卫宁表示，作为毛宁的商务伙伴，他不否认介绍一件商品需要宣传，毛宁经过沉淀痛苦，也愿意重新站起来面对公众，只是揭自己的伤疤确实很困难。在有限的专访中，毛宁更多地谈到他的心情挣扎而不是事件细节。为了改变公众印象，毛宁的新歌里加入了很多阳刚的元素，“制作人谷村新司赋予他很多成熟、阳刚，增强男性魅力的东西。”张卫宁说。

　　比起毛宁，杨钰莹就更谨慎。无论是推销新专辑，还是现在做主持人，杨钰莹都没有正面发言过。记者曾几次联系她采访，请她做主持的华娱卫视也很希望利用她的知名度宣传节目，但杨钰莹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表示，即使谈话范围限制在主持方面也不行。假释的艺人红豆是老歌手中最难堪的一位，在峨眉山的义演中，记者在门外把问题写在纸条上递给他，他托人带话说：“我是来唱歌的，现在不是我讲话的时候，所以暂时无法回答问题。”主办方解释说他还很脆弱。

　　张卫宁劝说毛宁面对媒体的理由是：既然你怀着感恩的心，对音乐还有向往，为什么不对大家讲话？而且介绍一个文化商品就要介绍演唱者的所思所想。这种理由并不适用于所有复出歌手，实质上，毛宁的企宣也非常不愿把毛宁和“问题艺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毛宁和红豆的事性质完全不同，毛宁是受害的一方，而因为两人复出的新闻几乎同时见报，也给他们在宣传上带来了尴尬。

　　资深乐评人金兆钧表示，如何克服对公众的恐惧，是这类歌手的最大问题，其次就是策划，怎么把负面新闻转向正面。“红豆相对更难，他要考验公众的道德容忍有多大。在宣传上既不能以此为卖点，又要准备好一套说辞应对媒体，过多的策划反而糟糕。”杨钰莹复出时南方媒体还围绕着赖家说事，金兆钧认为这种策略是“不智”的。

　　老歌手是否还有市场

　　毛宁复出后，有媒体质疑此类歌手是否还有商业价值，并引用某圈内人的话说，他们的演出市场有风险，使演出商望而却步。媒体感兴趣的是他们的过去，如果神秘感消失，这种关注也将消失。张卫宁反驳说，有些媒体是怀着恶意期待，是谣言集散地。他举例说，毛宁的新专辑第一周销售很好，而且他并没有停止过演出，每年在美国都会在华人圈开演唱会，刚刚在全美选美大赛上当了嘉宾。金兆钧说：“毛宁刚复出，还不知道结果。”杨钰莹的复出基本上算是失败，因为她没有新的观念。而有新观念，由流行音乐人制作的董文华的专辑据说卖了3万，销量也不大理想。发行董文华《港湾》的上海世创影音制作有限公司的副总曹建东说，他们掌握的数字是5万，“目前状况是缓了一点，没有上市时那么好”。

　　对于人们对复出歌手商业价值的质疑，张卫宁说，他告诉毛宁，把心态归零，等同于新人，这样就不会有过高的期待，也不会失望。“我们都不给他压力，前不久发何炅的专辑，我给销售人员订了指标，但毛宁的就没有，因为怕他有压力。”他认为，至少老歌手还有固定的乐迷，商业风险并不会比新人大。

　　金兆钧认为，老歌手的复出是否成功还是要看作品，除非有非常成功的作品，想彻底地翻身，重回原来位置毕竟很困难。像杨钰莹就复出的太匆忙，急着开演唱会，没有好好地规划；董文华的歌迷虽然是固定的，却不是唱片消费的主流，她个人的演出还有一些局限，今年某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就把她本来录好的节目最终撤下了。他举田震为例，“她复出时逐步推进，搞的是巡回小演唱会，就很成功”。他也承认，田震复出恰逢其时，现在市场萧条，当然田震不是问题歌手，没有负面的阴影，也没有背负那么多负担。张卫宁当初成功地运作了田震的复出，而今他承认，乐迷群体越来越低龄化，他们更愿意听周杰伦。但是在演出市场上，老歌手更有市场，蔡琴和周华健很久没有新歌，但演唱会是最赚钱的，“毛宁针对的是25-45岁的市场，这个年龄的人听不到想听的东西”。

　　对于这些复出歌手而言，唱片可能是理想，但更多的目的是以此找到一两首新的代表作，以用来演出，商演也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在90年代杨钰莹退出歌坛时，她的出场费是三四万元，现在她复出之后是10万元左右，如果与她从前比是高多了。但也有人认为，如果她没有出事，应该能拿到更高。毛宁在退隐前在男歌手中已经是一线，现在应该还会，当红的国内歌手艺术生命也相当长，一首歌可以唱很多年，但是这一切只是假设。“唱片盗版量太大，发10万张正版就已经很不得了，演出市场相对规范，乐坛肯定要有新的周杰伦出来，但观众有不变的一面，像毛宁他们的市场还在。”如果长期不演出，肯定会面临生存问题，这些老歌手在海外华人中可能还有市场，但他们真正想要的还是国内市场。

　　曾经有些问题更严重、甚至有案底的艺人也复出过，像入过狱的歌手张行，但效果都是一般，他只能在“同一首歌”上露脸。惟一成功的个案迟志强，金兆钧透露说，根本是个精心的策划。“《悔恨的泪》那张专辑里迟志强只说了两句话，那里面的歌全是朱笑冬和李小文唱的。我们插队时经常唱些‘流氓歌曲’，那时还不叫制作人，叫音乐编辑，想到迟志强的案子轰动很大，就攒了一盘这种歌，还带动了一股狱歌风潮。”

　　金兆钧认为过去的“问题”对歌手的打击并不是致命的，“重要的是打响一首歌，别让曾经的观众失望”。他认为歌迷根本不会关心某人是不是改过，他对犯下的错有没有交待，“关心这些的是媒体，听歌的人只关心歌好不好听，丑闻只是作料”。但他也承认，推一个歌手要“天时地利人和”，从这个层面讲，负面报道缠身也是影响销量的一个因素。

　　(文/孟静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