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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个朋友在对中国人进行一番深入研究后，有一个重大的发现，那就是中国的许多老百姓有一种仇富心理。由于仇富，就给富人捣乱，甚至从肉体上消灭。此发现就像瓦特由壶盖之动想到蒸汽机，像牛顿由苹果之落想到万有引力定律，十分了得。我私下里也一直期望自己也有个类似水平的发现，可惜天生驽钝，理想一直未能实现。最近，终于天遂人愿，我也有了一个发现，那就是，许多掌权者有一种仇智心理。

　　这个发现源于两个有文化的青年惨遭不幸。第一个叫丁作明，名字见于一个关于农民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关于他的事可以写上几万字，但编辑没那么多版面给我，即使给，读者也未必有耐心看，简单点说，就是他在当地有点文化，标志是当年差点儿就考上了大学。他对照中央文件，发现村里收的费用不合理，就领人上告。结果就像许多人上告的人一样遭到了报复，被弄到派出所。这本来是个说理的地方，却变成了不说理的地方。派出所的人让他给对方拿医疗费，他认准自己没打人，坚决不拿，并表示要上诉。这下惹恼了警察老爷，就让联防队员给“加加温”，也就是给他点颜色看看。这些联防队员得到了表现机会，充分加以利用。可他却愤怒地喊道：“我告乡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违背党的政策，竟遭这样的毒打，我不怕！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服；变成鬼，我也还是要告！连你们一起告！”结果不用我说，大家也可能会想到，他真的被打死了。

　　第二个就是刚毕业不久就被人打死的大学生孙志刚。孙志刚的名气比丁作明要大得多，由于他在街上走未带证件而被收容，然后被活活打死。这个事件公开后，国家废止了施行多年的关于收容的法规。因一个人的死而废止一个法规，这在中国也许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关于他的意义，用一句老话说，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

　　我所以看到丁作明的死，立刻想到孙志刚的死，是因为两个死者都是有文化的人。也许他们由于有文化，就相信有理走遍天下，就敢于理直气壮。直到现在，我的耳边总是震颤着孙志刚死后他老父亲那凄惨的话语：“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当然，如果面对的是流氓恶霸，他们也会好汉不吃眼前亏，但当他们面对穿警服的人，他们在内心没有把他们往坏处想。按常理谁也不会把他们往坏处想，他们代表国家呀！可他俩就忘了一点，警察也有犯浑的时候哇。为什么犯浑，就因为他们心中有仇智情结。

　　现在许多掌权者(包括警察)手里有了点权，就想随心所欲，不但依法办事。而智者讲究理性，讲究规矩，不肯违心地迎合，常常让掌权者觉得别扭，觉得碍手碍脚。再加上他们总要讲一番道理，让人无法辩驳，就只好诉诸暴力。

　　人说知识就是力量，而在一些掌权者心中，知识就是包袱，就是障碍，甚至知识就是罪恶。秦始皇焚书坑儒，仇智也；曹操杀杨修，仇智也；魏忠贤杀东林党人，仇智也。因为智与知识就像镜子，照出了他们的丑陋，他们不怪自己丑，却恼怒于镜子的明亮清晰。

　　而仇智源于蔑智。在有权者眼中，无论你学富五车，还是专利无数，都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想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可智就像海中的礁石，有时会被权力的海水淹没，但它仍然倔强地站在那里，傲视着起起落落的海水。所以有权者就轻蔑为仇，智者就因此总被拍拍打打，被贬低，被打击，甚至被消灭。

　　鲁迅说过：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难怪先生这样说，就像面对一块烧热的铁，表面上并没有红色，强有力者命人空手去拿，而智者知识那铁烫人，当然不肯，于是冲突爆发。冲突的原因就在于，知识需要的是逻辑，是常识，而强有力者需要的只是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口味，是服从和顺从，而知识总让人不肯轻易地服从和顺从，如此而已。

　　(文/刘兴雨 摘自《杂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