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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孙展(发自陕西)

　　位于距周原30公里的周公庙遗址，难道就是学者们多年苦苦寻觅的周王陵所在？

　　在一个流传久远的传说中，一名叫姜的女子因为在野外踩上了上帝足迹而心动有孕。孩子生下之后，姜以为不祥，就试图抛弃他。孩子先被抛弃在隘巷中，路过的牛羊都不踩他；又被抛弃在树林里，却被前去伐木的人抱回；第三次被抛弃在寒冰上，却见一群大鸟张开翅膀来覆盖他。姜终被感动，抚养这个孩子长大。这孩子就是周人的先祖——后稷。

　　根据文献的记载，后稷最早居住地在“邰”，他的后代公刘将族人迁居至“豳”，至古公父时又迁居至“歧下”。《诗经》在描述这个过程时说，“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在《诗经》中，这个“歧下”被描述成一片丰饶富足的土地，周人在此划定田亩，筑建宫室，厘定官职，建立都邑。经过近百年生息，逐步积聚起“剪商”的力量。

　　千百年来，对于“邰”和“豳”的地点，后人一直争论不休，但是对于“歧下”——这个周人的早期都邑，却少有争执。在文献中，“歧下”一直被认为是在陕西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的地方——周原。但是，随着距离周原30公里的周公庙遗址墓地在10月中旬发掘工作的开始，这个传统的观念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也就是说，“歧下”可能是在(狭义的)周原之外。

　　存疑

　　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者即开始进行寻找西周都城的工作。考古学大师石璋如是最早到陕西寻访文献中提到的周人发祥地周原的人，他当时还考察了周人在“歧下”之后建立的都城“京”和“镐京”。

　　实际上，周原作为周人灭商之前的聚居地，不但为文献所记载，也同时被此处自清代以来不断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器所旁证。

　　著名的青铜重器毛公鼎、大盂鼎、小盂鼎、克鼎、散氏盘等即出土于此处。因此，当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者开始对周人都邑进行科学系统的考古调查时，目光首先聚焦到了这里。

　　而周原似乎也并没有辜负众人的期盼，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考古学者在此发现了大量周人的文化遗存。这其中既有层出不穷的青铜器窖藏、丰富的周代甲骨，也有大量的周人墓葬群、同时还有大型的建筑遗址。其中又以1976年收获最丰。

　　当年，考古学者不但发现了凤雏、召陈两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群，还出土了大量甲骨。至当年底，周原区域内的庄白村一号窖藏一次出土了103件青铜器，这是百年来周原地区窖藏出土青铜器最多最完整的一次。其中的青铜器墙盘上有铭文284字，详细追颂了文、武、成、康、昭、穆等周王的伟绩，为文献中记载的周王世系提供了最直接的说明。

　　以此种种发现，似乎都在提示人们一个结果——周原就是周人的早期都邑“歧下”所在。

　　但是，在这些丰富的发现中，也隐藏有种种缺憾。一是在此区域内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存(武王灭商以前周人的生活痕迹)并不多——如果这里就是古公父迁歧之所，那么至武王灭商时，周人在此应有百年的发展史，这在考古中应该得到不少证据，但是却很少。同时，人们对在周原发现的大型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具体时期存在诸多争论，这也影响了以此为基础的许多判断。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周代王陵至今无迹可寻，虽然经过了考古学者在周边区域的多方探寻，却终无结果。

　　自1999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再一次对周原地区进行新的田野发掘工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师徐天进开始对周原的性质产生了新的考量。

　　徐首先发现，在周原出土的有铭文的数百件铜器中，非姬姓贵族的铜器占92.18%，姬姓贵族的铜器只占7.82%，而且这些铜器的年代多集中在西周中晚期，这与周原的政治中心地位颇有不合。

　　对周原大型建筑基址和墓葬以及铜器关系的重新思考，也使得徐对周原真正的地位产生了自己的看法：或许这些青铜窖藏和墓地以及大型建筑可能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它们拥有共同的主人。那么，在10平方公里的遗址面积内，姬姓周人又该居住何处呢？周原会不会只是西周时期不同氏族的贵族为中心的聚居区，而并非周人早期的都邑呢？

　　以此为出发点，徐天进带领他的学生开始在周原遗址之外进行新的调查，以期发现“歧下”的新线索。

　　发现

　　2003年12月，徐天进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学生对周原30公里外的岐山周公庙遗址进行调查。之所以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徐天进解释说，一方面是因为此处过去曾出土过先周时期的青铜器，另一方面这里还出土过大型建筑才使用的砖和瓦等建筑材料。

　　周公庙位于岐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始建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是唐高祖李渊缅怀周公姬旦德贤勤政，下诏于岐之古卷阿腹地为周公建立的专祠。一直以来，由于文献中缺乏记述，人们并没将此地与周人都邑建立什么联系。

　　似乎是上天对勤于思考者的奖励，在短短的为期4天的考察中，北大这支考古队伍竟然有了惊世的发现。12月14日，两片刻有字迹的周代甲骨在周公庙南的一处沟渠下被发现。其中一片甲骨刻有38字，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见字数最多的周代甲骨。

　　这一发现引发了学界震动，北京大学和陕西考古研究所很快联合组建了周公庙考古队，对周公庙遗址进行更大规模的钻探和调查。一个个更加引人瞩目的发现由此拉开序幕。在随后几个月的发掘中，考古队前后发现了760多片甲骨残片，初步辨识有甲骨文字420余字。这些甲骨文内容包含丰富，其中带有“周公”字样的甲骨有四片，这也是甲骨中首次出现“周公”的记载。

　　更令人震惊的是，众多高等级墓葬也相继被发现。到目前为止，周公庙考古队已经勘探出大型墓葬22座，其中有4条墓道的就多达10座，3墓道、2墓道和单墓道墓葬各4座，另有陪葬坑14座。

　　有无墓道以及墓道多少一直是考古学界借以判断墓主身份等级的标志。根据古代的礼制，墓道多者等级必然高。而4墓道则被认为是王陵的标志。而在此之前，除了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发现了不规则的4墓道墓葬外，在周代考古的实践中，还从未发现过真正的四墓道大墓。

　　另外，在这些墓葬的外围还发现了1500余米的夯土围墙和6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大量先周时期的空心砖、条砖和板瓦。在大墓遗址西侧的“东三爪”一带，又发现了192座中型墓葬。这一切，都使得这些墓主的身份变得非比寻常。难道这些墓葬就是学者们苦苦寻觅的周王陵？面对这些，学者们既表现出无比兴奋，同时又出言谨慎。

　　在已有的文献线索中，早期的周王应该下葬于“毕”。对于“毕”的判断，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在长安郭杜镇或是咸阳原一带。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曾经在咸阳原的两座陵前立碑，认为此为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陵墓，而当地也据此改名周陵乡。但经后世考古钻探，此二陵皆为汉墓。于是，寻找周王陵的重点就一直放在了长安县境内。尽管至今踪迹渺茫，但是谁也不敢轻易否认文献中的线索，而立即承认之前完全出乎意料的周公庙遗址。

　　众多学者根据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周公”字样，判断周公庙遗址很可能为周公的采邑。而协助武王灭商，又辅佐成王的周公则完全有资格以王的礼仪下葬。另外，目前所发现的4墓道墓葬形制较小，其规模与人们想象中的王陵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周公旦或其后代以王礼下葬于此似乎成为目前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而徐天进则更倾向于这里既是周公的采邑又是古公父所建都邑，“所有线索都表明，该遗址应该是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

　　解惑

　　2004年9月中旬，周公庙遗址考古队接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复，同意对其中两座墓葬进行试掘。试掘工作从10月17日正式启动。考古队试掘的是18号墓和32号墓，从目前的进展看，32号墓已经遭到严重的盗掘，而18号墓暂时看来还安然无恙。这似乎也寄托着破解这片神秘墓地身份的希望。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先秦史教研室田旭东副教授对此满怀期盼。这位研究西周礼制多年的学者谈到，周公制定的周礼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影响后世近三千年，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当中。周公当时确定的礼制，不仅仅只是礼乐制度，而且是一套无所不包的典章制度。这其中既包含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基本理念、刑罚制度，也包含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化和道德化的要求。但是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对周公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了解的太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怎样评价这次发现都不过分。”

　　对长期关注周代都城研究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主任张天恩来说，最希望看到的则是墓葬中能够出土带有铭文的铜器或是刻字的甲骨。他说，“这将对研究周人历史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但他同时对周公庙遗址或为周人早期都邑的观点持审慎态度。他表示要满足周人早期都邑的条件十分苛刻，不但要有大型的建筑、高等级的墓葬，大量青铜器，同时，作为灭商之前的周人聚居区，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力量不能太弱小，因此应该有大面积先周居住区。而周公庙遗址，从目前的发掘现状来看，并不完全具备这些特征。

　　张天恩还对周原地区出土的姬姓铜器少于其他姓氏铜器的现象做出了解释。他认为这很有可能与姬姓贵族被大量分封到外地有关。“在墓葬发掘没有最终完成之前，做出任何结论都太早。但无论怎样，周原对于周人的重要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2004年10月26日，位于凤凰山南麓的坡地上，周公庙遗址墓地的发掘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着。晚秋的阳光照射在这片3000年前周人曾经活动的山岗上，南望则是一览无遗的平坦台地。考古队队长王占奎正指挥着工人将墓内的浮土一铲一铲地取出。一座四边带有墓道的中字型墓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见轮廓。或许是生怕遗漏了任何线索，工程的进度只能以厘米来计算。这无疑使得所有关心这座墓葬结果的人感到焦急。但谁也不知道，在这些工人下一铲挖下去之后，到底会有怎样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