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提到一位清朝官吏，名叫王茂荫，他是《资本论》中提到的惟一一位中国人。最近,一些报刊从不同角度刊文谈及这一情况，但没有详细分析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及这位清朝官吏。本文对此作出了回答。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了惟一一位中国人的名字，他就是清代徽州人、曾任户部右侍郎的王茂荫。或许正是由于他上了《资本论》，才为更多的人知晓。那么，马克思为何要提到这位清朝官吏呢？

　　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注释中提到的一位清朝官吏及其奏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谈“货币或商品流通”时说：“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83]”

　　这里的注释[83]是这样写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资本论》第一卷，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见文中插图)

　　以往的许多有关《资本论》的研究，以及中国货币理论史或经济思想史研究，甚至对王茂荫货币思想的专门研究，都提到了马克思的注释，但大多仅仅是“提到”而已，没有作更多的分析，甚至不再提问为什么王茂荫会出现在《资本论》中的问题。然而，这位徽籍人士的货币学说如何会走向世界，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出现，成为经典作品的理论阐述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很有深入考察的必要。这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蕴涵中国货币理论因素的可能提供了依据。

　　二、《资本论》提及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这里反映的一段具体史事是什么

　　王茂荫(1798-1865)，历仕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为官敬业不携眷属两袖清风，以直言敢谏声震朝野，其贡献尤以改革币制的货币思想为最大。咸丰元年(1851年)，清政府财政困顿，货币危机加剧。这年9月，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条议钞法折》，提出改革币制，建议发行有限数量的纸币并采取分批增发的方式以缓和危机。王茂荫是咸丰朝最初提出行钞的建议者。他总结“自汉以来，不得已而为经国之计者有二，一曰铸大钱，一曰行钞币。二者之利同，而其难以经久亦略相似。”他分析历史上“铸大钱”都三五年而废；钞币则起于唐代“飞钱”，北宋“交子”行了七八十年，南宋“会子”也长期使用，到明代还沿用，也达百有余年。他认为发行纸币并不可能“无弊”，相比之下“钞之利不啻十倍于大钱，而其弊则亦不过造伪不行而止。”所以建议行钞但必须注意防弊。他陈述了历来行钞的十大弊病必须去除，关键是要有良好的信用为前提，达到“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他具体提出了“推钞之法”。但是，由于他的建议反对通货膨胀，不能满足朝廷填补偌大财政亏空的需要，没有得到批准。而在他之后同样主张行钞的花沙纳，由于其方案持无限制行钞法，发行额上亿，颇得朝廷赏识。1853年6月，清政府发行“户部官票”，这是一种以银两为计算单位的银票；12月又发行“大清宝钞”，是一种以制钱为计算单位的钱钞，政府都不承担兑换责任。同时，还铸造了当十、当五十、当百以至当五百、当千的“大钱”，各种办法用尽，致使当时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据说当时京城物价飞涨，民怨鼎沸，有人竟将钞票戏呼为“吵票”。就在这一年，王茂荫被升任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王茂荫上任后针对当时的货币问题，先后上多道奏章，反复条陈他对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意见主张。在王茂荫的相关奏章中，最重要的是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五日，他向咸丰皇帝上的《再议钞法折》。在这道折子里，他重申“钞法贵于行之以渐，持之以信”；他指出，钱钞已发行百数十万，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持钞之人难以购到物品。对此，他提出了四条建议———“拟令钱钞可取钱也”、“拟令银票并可取银也”、“拟令各项店铺用钞可以银也”、“拟令典铺出入均准搭钞也”。他还解释说，前两条是“以实运法”，后两条则是“以虚运法”。他认为这样“而不至于甚为民累。虚实兼行，商民交转，庶几流通罔滞。”总之，就是要求朝廷担负起兑现之责，以制止通货膨胀的继续恶化。

　　然而，可悲的是，咸丰皇帝和他的臣僚们却并不买账。王茂荫的奏章不仅未能感动他们，而且一片苦心也成了他们要找的求之不得的“替罪羊”之借口。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记录，咸丰看了王茂荫的奏章后相当恼火，朱批斥责其“顾专为商人指使”、“漠不关心于国事”、“实欲钞之不行”等等。三天后咸丰发布“上谕”，斥责王茂荫在钞法初行之时“先不能和衷共济，只知以专利商贾”，而现在“复自请严议，以谢天下，尤属大胆。”王茂荫被“严行申饬”调离户部。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注释中说的就是此事。王茂荫确实看到了咸丰朝货币问题的许多弊端，尽管其货币主张未能施行，但他的货币思想和钞币发行方案却很得学界重视，在中国货币理论发展史上有其重要价值。

　　三、王茂荫对中国货币理论学说的贡献，是他在《资本论》中被提到的原因所在

　　王茂荫的出身和经历展现了徽州经济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浓缩性优势特征；同时他注意研究中国历代货币思想学说与措施利弊，使得自己在清廷财政危难之际被起用。至于中国货币理论的世界走向，则与中国具有比西方悠久得多和发达得多的商品货币经济及思想学说分不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之一，有关中国在货币理论和思想学说方面的贡献，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而且在西方其他主要经济学说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在研究“货币或商品流通”讲“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时候，在注释中提到王茂荫的。那么，1854年中国发生的事，在1867年德国出版的《资本论》中就有记述，而且是在讲货币理论时被提及，可见在《资本论》作者的思想中，古代中国的货币思想特别是有关纸币的理论和措施是值得参考的，至少具有为“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提供相关参照的理论价值。很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理论是注重的，王是《资本论》中提到的惟一中国人。马克思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这在王茂荫的货币思想中得到证实。

　　尽管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而王茂荫论述的依旧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情形，但作为商品货币经济的一些基本运行规律是有相通点的。而且，王茂荫事件当时名震朝野，那时清廷有关货币问题的讨论和举措也很有影响，受到关注便是很自然的。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而有关货币的职能等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马克思恰恰正是在这一部分谈到了王茂荫。

　　(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叶坦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关于这一专题，作者在《学术界》2004年第5期有专文详细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相关链接

　　《资本论》提到的中国人名字是怎样被考证为“王茂荫”的

　　王茂荫为今人所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我国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人，陈启修先生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1930年以后，由于崔敬伯、王思华、侯外庐、郭沫若、吴晗等人的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惟一一位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安徽歙县的王茂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