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而远征，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结果。但长征本身具有伟大的意义，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长征途中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

　　长征中，“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以下简称“毛张周”)中央三人领导体制的确立是极为重要的。这个领导体制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它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构建，至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正式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张闻天正式退出中央领导核心之后宣告终结，历时八年之久。它不仅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而且也为后来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长征初期，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构成了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为新“三人团”取代旧“三人团”准备了条件

　　在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已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排除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仅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为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重大事宜，中央书记处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毛泽东同张闻天原先素不相识，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才有所了解。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这时，最高“三人团”忙着指挥部队出征，把毛张王撂在一边，这给毛张王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其间他们的话题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上，三人在思想观点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影响了张闻天，张闻天又影响了王稼祥，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是核心人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王稼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三人中职务最高的，为政治局常委，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地位。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正如张闻天所言，由于毛、张、王走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二、遵义会议取消了旧“三人团”，推动了新领导体制的演进，会后不久，成立了由周毛王组成的新“三人团”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值得关注的是，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从这段原始记述中可以看出：毛张王的“提纲和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并得到周恩来等多数与会人员(除博古、李德、凯丰外)的“完全同意”，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正确主张。纵观遵义会议的全过程，笔者认为，有两位关键人物的发言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张闻天的“反报告”，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二是周恩来的举荐发言，在组织上起了重新考虑军事主帅的决策性作用。周恩来在作了副报告、听取了张、毛、王、朱等人的发言后，“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283页)。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打鼓新场战斗”问题。会上，大多数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并以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这件事情使毛泽东深切体会到：红军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要成立一个小组，指挥战事。毛泽东即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战事。张闻天“很赞成”毛的意见，于3月1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作战。这个新“三人团”，是红军长征的战争环境下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三、1935年8月召开的沙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

　　1935年8月3日，中央决定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随左路军行动。8月19日，鉴于周恩来因患阿米巴脓肿发高烧病倒，张闻天在沙窝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开始取代周恩来统管军事。可以说，“沙窝换帅”是毛泽东被确定为军队最高领导地位的开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团”结束、“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四、“毛张周”领导体制是在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确保红军长征胜利的领导中枢　　

　　从“毛张周”领导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长征中的“毛张周”领导体制，是在同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毛泽东坚持正确路线，多谋善断，张闻天摆脱“左”倾教条桎梏，拨乱反正，周恩来从博、李、周最高“三人团”中摆脱出来，形成了新的合作关系，构建了新的领导体制。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求真务实，共同反对“左”倾错误，这是他们合作的思想基础和共同理念。

　　第二，“毛张周”领导体制是以挽救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为根本目的的合作，是战争环境下“立党为公”的产物，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合作。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并经过考验得到全党全军同志认同并不断磨合而日臻完善的。它是确保红军长征胜利的领导中枢。

　　第三，这个领导体制的构建与形成，是毛张周共同努力和全党全军有识之士鼎力支持的结果。其中，张闻天对毛泽东在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张闻天、周恩来以及王稼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鼎力支持，毛泽东才得以进入政治局常委高层，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迅速上升，逐渐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

　　第四，“毛张周”领导体制不仅妥善地处理和解决了长征途中的一系列军事、政治、组织上的重大问题，确保了长征的最后胜利；而且也为长征胜利后的一系列重大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乃至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作者：余伯流，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毛张周”领导体制形成大事记　　

　　●1934年5月下旬，中央书记处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这给毛张王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其间他们在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的认识上取得了共识，毛影响了张，张又影响了王，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是核心人物。

　　●1935年3月10日，“打鼓新场战斗”问题上的争论，使毛泽东认识到，红军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多人集体讨论，于是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很赞成毛的意见，于3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军事。

　　●1935年8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19日因周病倒，张决定由毛代替周统管军事，这是“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确立的标志。——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