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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胡玲

　　一项实际上处于研究试验阶段的手术技术，由于医院的大力宣传，以及病人和家属的迫切需要，进入了加速推广阶段；而政府主管部门对严格划分医疗研究与临床的界限,迟迟未采取行动

　　10月22日上午10时，北京某医院住院部二层的神经疾病研究所及立体定位手术室。周锐(化名)，被立体定向仪的框架固定着剃得光秃秃的头颅，推进了手术室。

　　立体定位手术本是一个普通的脑部神经外科手术，不普通的是，35岁的男子周锐是一名有着10多年吸毒史的“瘾君子”，而他将要接受立体定位手术进行戒毒治疗。这项技术是采用先进的微电极定位技术，确定大脑内引起成瘾的脑细胞核团，再用射频加热的方式毁损这部分细胞组织，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立体定向技术本身在国际国内已经相当的成熟，在治疗帕金森、癫痫等疾病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而立体定向技术用于戒毒治疗，最早是俄罗斯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1997年，西安唐都医院最先在中国开始这项研究。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各家医院上马的这个手术，还都处于研究阶段“戒毒手术”处于人体试验的研究阶段的事实，决定了接受手术的吸毒者不是普通的病人，他们是人体试验的受试者，但大多数接受手术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对此并不知情。

　　在中国，一个医疗项目从研究阶段进入临床阶段，需要先立项，获批准后进入研究阶段，当达到一定的成功率后，才能申请结题，待有关部门对项目进行论证后，才能进入临床阶段。而将“研究”混淆“临床”，在病人中大量地开展手术业务，显然是不妥的。

　　从年初开始，“手术戒毒”这样一个提法就频频见诸各家媒体，广东、上海、重庆、沈阳、北京，甚至一些中等城市都有报道称某某医院“成功地为吸毒病人实施了戒毒手术”。一时间，大众传媒以其特有的威力宣布了“戒毒手术”的既成事实，掩盖了本应存在的对手术的合理质疑。

　　在广东，这项技术作为业务，已经被叫停——6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和广东省禁毒办联合召开了脑科手术戒毒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研讨会。根据会议的精神，在会后第四天的6月15日，广东省卫生厅向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下发了《关于立即停止开展脑科手术戒毒业务的通知》，“手术戒毒”又回到研究阶段。

　　广东为何叫停

　　目前对人类大脑神经的研究还远未能解决“手术戒毒”最为关键的问题：司职任何一种欲望的神经细胞群体是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部位，还是处于一种弥散的状态？他们是“专职”人类对毒品的依赖，还是“兼职”我们的喜怒哀乐？如果立体定向射频针对准毒瘾神经靶点进行毁损，应该瞄准一点，还是多个靶点？接受治疗者在摆脱毒品“恶魔”的时候，会不会也不能再感知人间冷暖？

　　科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只是：正在研究。

　　当周锐被推进手术室前，记者问周锐是否想过，对脑部进行手术万一失败了，可能会带来未知的后患。

　　周锐说：如果很重要的、很美好的记忆丧失了，会很遗憾；至于手术之后可能不知道高兴和难过了，周表示，“吸毒的人早就没有快乐了。”

　　不过说到要是万一脑部手术使人变傻了，周锐变得严肃起来，他说，“那我可不愿意。”

　　周妈妈对记者说：“说实话，我宁愿(手术之后)出来一个傻子，只当我又养活一个，我认了。(手术)效果再不好，也比他吸毒强，(吸毒)那种罪要比治傻的罪难受得多。”

　　“病人对毒品的欲望没有了，会不会同样丧失别的欲望呢？他们会不会再也感觉不到快乐和悲伤了呢？他们对性的欲望会不会同样受到影响？”这样的疑问，可能是周锐和他的爸爸妈妈在毒品强烈的摧残下所疏于考虑的。

　　然而这样的疏忽是不理智的，这是此项技术在广东被叫停的最关键的原因。

　　2月到6月间，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就施行了90多例“戒毒手术”，而“出色的公关智慧和宣传艺术”是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在其电视专题片《前进中的广东三九脑科医院》中对自己的评价。

　　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全军神经外科中心的田增民教授证实，这一次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被叫停，恰恰是因为他们把其擅长的公关智慧和宣传艺术用在了不能作为业务进行宣传的“戒毒手术”上面。据田增民讲，三九医院曾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实际上还处于研究阶段，只能说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的“手术戒毒”，已经作为正常业务开展了，并要实行完全的收费和广告宣传。

　　北京论证会

　　与繁华、熙攘的王府井大街形成反差，王府井新华书店北面的一条小街里，坐落着一个古朴、静谧而又张显着严谨风范的大四合院。这里就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在院子东侧的四号楼里，记者见到了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的翟晓梅博士。

　　8月下旬，正在安徽讲学的翟晓梅接到了国家卫生部科教司打来的电话，她被邀请作为伦理学方面的专家，参加一个很重要也很紧急的专家论证会。

　　翟晓梅清楚地记得，当时送到她手中的论证会资料厚厚一摞，这些资料是广东三九脑科医院递交给国家卫生部的申诉报告。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在“手术戒毒”被叫停后，向国家卫生部提出申诉。翟晓梅被邀请参加的就是论证这场“叫停与申诉”风波孰是孰非的专家论证会。而这场论证会的意义将不仅仅在于解决广东的问题。

　　“不是要否定，而是要严格。不是要一棒子打死，而是要避免滥用。”翟晓梅如此表示。翟和她的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命伦理学专家邱宗仁共同起草的，最终递交给国家卫生部的《我们对于用脑科手术治疗毒瘾的意见》，正文短短600多字，言简意赅地阐明了伦理学家的意见和建议：“卫生部和有关省市在目前应该制止这项手术的开展。但我们不反对为了更好地研究戒毒机理和手术治疗方法，卫生部可保留个别对脑科手术治疗毒瘾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机构；同时建议卫生部制定‘有关脑科手术治疗毒瘾研究的暂时管理办法’，对准入标准、知情同意、保护受试者、受试者的入选和排除标准、科学和伦理审查、技术规范、禁令、罚则等做出明文规定。”

　　“我们是按照一项并未结题的研究项目，来对手术身进行伦理学的评判的。”翟晓梅说。

　　距离国家卫生部8月24日召开的专家论证会整整两个月过去了，卫生部有关如何规范各地正在进行的“戒毒手术”的文件，至今仍没有下发。

　　收费与知情权

　　田增民参加了卫生部组织的专家论证会，他所在医院今年初也开展了立体定向手术戒断病人对毒品的药物依赖的研究。不同的是，田承认，医院的手术戒毒处于研究阶段。作为有着高风险并处于研究阶段的手术治疗方法，其风险和费用是否应该由自主接受治疗的病人与开展科学研究项目的医院共同承担呢？记者就这个问题请教田增民时，他也承认风险和费用是应该由病人与医院共同承担的。

　　田增民教授介绍，医院对“戒毒手术”的收费，是按照北京市卫生局对立体定向手术规定的收费标准来定的，并没有因为手术的目的是“戒毒”而单独额外收费。定向手术的规定收费标准从5000元到2万元不等，具体根据不同病人在手术中所用的手术框架的标准不同而定。

　　周锐入院交费之时即被告知：“不移植2.5万，移植3.2万。”这里的“移植”指的是医院神经外科所承担的国家863项目——干细胞移植治疗功能神经外科疾病。据田增民教授介绍，手术毁损了病人大脑中的一部分细胞群体之后，如果移植进一些新的细胞，它们经过生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受损细胞原有的正常功能。医生也是这样对周妈妈、周爸爸讲的，所以尽管又多出了额外7000元的费用，他们还是为周锐选择了干细胞移植。

　　记者电话采访了曾经在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接受过“戒毒手术”的病人，他们说手术单独的费用在3万元左右，加上入院的护理、核磁等其他检查的费用大约4万元。

　　让伦理学家担心的还有，吸毒病人作为处于研究阶段的人体试验的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会受到损害。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药物依赖手术治疗病人入院知情同意书》只有稀疏的一页纸，其中有七项条款。惟一能称得上与手术风险有关的，是第一款的前半句话：“本人自愿入住三九脑科医院手术戒毒，我已知晓‘住院规则’和医护人员为我安排的治疗方案及应承担的风险”。其余二至七款包括：尊重医务人员、文明礼貌、保证不吸食毒品、爱护公共财物、对陪护人员的要求、缴纳管理保证金及相应的惩处措施。翟晓梅说：“这也就是一般的手术同意书。”

　　周妈妈在周锐手术前签字时，对着密密麻麻的三四页纸，本想好好看看，可护士催着指着纸上的一个地方说，在这儿签个名就行了。周妈妈说，她又不好意思多问，好像不信任人家医生似的，也就没看就签了。

　　记者向这家医院神经外科索要一份《知情同意书》时，被告知“(我们的)知情同意书不是规范性的，所以一般也不给(记者)。但每一个病人在手术之前都要进行术前谈话。”

　　而周爸爸、周妈妈记得的术前谈话“劝说”、“动员”的味道也远远多于必要的告知。他们说几个医生都说“不存在失败的可能性”，要非说失败率“也就千分之一”。当他们问及医院总共作过多少例“戒毒手术”的时候，医生们又含糊地说“具体几例记不清了”

　　周锐手术后的第三天，记者在这家医院的住院部又一次见到了他。周妈妈悄悄地对记者说，周锐已经30多个小时没提过要吸毒的事了，而在手术前这是不可能的。当周爸爸向记者讲他过去吸毒“糗事”的时候，周锐又调皮地做了一个鬼脸。看来此时周锐的喜怒哀乐并没有消失。

　　但周锐是否能获得新生，还有待时间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