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华民族心理中的两个因素，在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决策——几千年来中国作为一个“中央帝国”的优越感和近代史上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和欺侮的百年屈辱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不会允许中国的任何一个部分独立。这一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立场，却常常引起许多美国人的困惑，他们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在领土问题上持这样僵硬的立场，为什么会对任何涉及主权的问题都十分敏感。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普通美国人常常有一个误解，即：在他们的国家中有充分的民族自决权利。一位在波士顿任教的美国教授几年前曾对笔者说，“中国为什么不允许台湾独立？如果我们的夏威夷在公民投票中有大多数人要求独立的话，我们一定会让它独立的。”但事实是，历史上美国违背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意志强行占领了夏威夷，并把它变为美国的一个州，而且从那时以来，没有给过当地居民表达自己愿望的机会。

　　美国人也常常忘记，美国宪法并没有给予各州独立的权利。1861年，美国南方11个州因奴隶制问题宣布脱离联邦。正是由于坚决反对南方诸州的这一行动，美国23个北方州才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镇压了南方的反叛，打赢了南北战争，恢复了联邦的统一。当美国人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常常是在别人的提醒下)，他们不得不承认，“不错，我们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指给予自决权)，我们自己常常做不到。”

　　实际上，要想理解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立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同理，美国人要想理解中国的外交立场，就必须了解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无论是从主观还是从客观上讲，美国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幸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例如迈克尔·亨特在其1984年发表的文章中就告诫美国人，无论是好是坏，中美之间被锁定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其历史对于它来说非常重要的民族。然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是完全陌生的。这就增加了美国人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难度。

　　亨特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心理中的两个因素，在影响着中国的外交决策几千年来中国作为一个“中央帝国”的优越感和近代史上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和欺侮的百年屈辱。这是两种形成鲜明对比的民族心理体验。的确，只有了解了这两点，才能透彻地领悟中国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才可能理解为什么邓小平会在处理香港回归的问题上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斩钉截铁地说：“在主权的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为什么那样热切渴望富裕生活的普通中国百姓会不惜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来反对台湾的独立。

　　迈克尔·斯温和阿什利·特利斯在他们合著的《对中国大战略的诠释》一书中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了中国外交所关注的问题。他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中国人始终有两个安全方面的关注内乱和外患。内乱常常被看作是一个安全问题，这是因为内乱会削弱中国防卫能力，从而招致外国的操纵和侵略。由于此，中国在考虑安全问题和相应的战略时，传统上把维持国内秩序和繁荣作为优先考虑，而且自鸦片战争以来，它对于来自外部的对主权和安全的威胁非常敏感。

　　事实上，中国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方式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包括对台湾问题上立场的影响，不仅已经为许多美国中国通所认识到，而且也通过他们和他们的论著得到许多美国政治家的重视。这些美国政治家因此明白，当中国领导人说，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祖国统一时，他们是认真的。

　　不过，作为中国人，我们同样不应忽略，中国的这份“历史遗产”可能会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会刺激中国人奋发图强，使中国易于同情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同它们保持一致立场，成为维护国际公正的一支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使中国人难以摆脱在近代史上形成的“受屈辱”心理，从而易于对国际上的一些双边和多边问题做出不适当的反应。

　　已经有美国人注意到，中国人正在逐步克服这种心理，努力做一个对地区稳定和繁荣负责任的大国，而且，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了东南亚地区各国的承认。美国《华盛顿邮报》2003年11月的一篇题为《中国改善形象，在亚洲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文章指出了这一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