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着睡衣坐在酒店房间里，不远的地方随意地扔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和最新款的MP3，尽管他已经58岁，但小年青们拥有的"现代装备"他一样不落。不仅如此，他和汪明荃的不婚主义，甚至挑战了当下年轻人的婚恋观。

　　“向她求婚？我从来没做过。”

　　有人说，罗家英曾三度向汪明荃求婚未果，他笑着说：“向她求婚？我从来没做过。”

　　1988年，罗家英还在香港利舞台唱粤剧，那是一出《穆桂英大破洪州》。当时汪明荃玩票性质地出演了穆桂英，而罗家英则扮演男主角杨宗保。“她唱得一般，但是身段不错，动作戏演得尤其好。”他这样评价当时的演出。

　　之后不久，就传出他和汪明荃相恋的消息。“这出戏从1987年开始排练，1988年演出，原本我以为她只会演一场，但结束之后她跟我说，还想演。事后想想我才明白，她这是在找借口接近我。直到最后一场演完，她走进化妆间，握着我的手，轻轻地抱了我一下，我跟她的事这就算成了。”

　　相恋后的日子，两人都有各自的事业要发展，但是一有机会汪明荃就会去罗家英家里吃饭。对节日，汪明荃更是重视，一定要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碰上两人都有闲暇，就相约去旅游。罗家英说，他们的感情生活很平淡，偶尔也有小打小闹，就像生活中的调剂品。唯一称得上波澜的是2002年汪明荃患乳癌的那次。做手术的那天，罗家英故意开玩笑说：“你要怎么分配遗产啊？”而看着全身麻醉的汪明荃被推进手术室之后，他才突然感觉到了生离死别的悲凉。5个小时后，他在离医院不远的家中听到手术成功的消息后，差点哭了出来。

　　“那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记者不解地问。罗家英笑着回答：“以前有人说我向她求了几次婚都被拒绝，那都是为了做节目活跃气氛故意搞的。我只有两次有过向她求婚念头，但都没提出来过。因为我知道，只要我说‘我们结婚吧’，她就会很开心地答应：‘好啊，我们结婚啊’。但是如果我反过来说‘我们不结婚吧’，她也会很开心地说：‘不结就不结咯’。我们俩都这么大的年纪了，那张纸对我们来说没太大意义，我们也没必要做给谁去看。”

　　正说着话，电话响起，接电话的罗家英语气温柔了许多。挂上电话后，罗家英淡淡地说：“是汪明荃。她打高尔夫打到手酸痛，找我诉苦。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运动要适可而止。我答应回香港陪她跑步，她又马上说要跑一个小时，哪受得了？”说这话的时候，罗家英的脸上露出一丝怜爱。相恋时，两人都年逾不惑，而今天更是接近花甲之年，养个孩子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望，“世间没有十全十美，上天对我不薄，我应该满足。”罗家英说。

　　“其实我拍过很多烂戏，都因为心太软，现在香港电影不景气，就当做善事吧。”

　　如今的罗家英，拍戏只是兴趣。他说：“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多拍几部好戏，好像《大宅门》那种，但是至今没有遇到。”罗家英是个不主动的人，“我和演员不熟、和经纪人也不熟，就算有了我理想中的戏，我也不会去主动联系，所以不知道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他停了停，突然激动地告诉记者：“其实我拍过很多烂戏，都因为心太软。”比如电视电影，他六七天就能拍一部，朋友过来找他帮忙，借了他的名头，罗家英也不计较片酬，过去就把活干了，还自嘲地说：“虽然是烂戏，但是也有它的娱乐性。而且我在里面的演出也是不错的。”戏是拍了，但是大多数连名字都不知道。只是偶尔买了碟回家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出现在画面中，台词却完全不是拍的时候说的。他也不生气：“这些朋友也是实在没办法了，香港电影不景气，就当做善事吧。”

　　最夸张的一次，罗家英三天拍了三部电影。“有个朋友叫我去广州拍戏，说三天给我两万。去了以后，就在同一个地方，换不同的背景，说不同的台词，有时候还会上来一两个不同的人和我演演对手戏，很快就拍完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几天拍的镜头被这个朋友剪辑到了三部不同的电影里，我也就当了三次主角，但是只拿了一部的钱。”

　　“我平时是个很少哭的人，但是那场戏我落泪了，我想起父亲。”

　　罗家英说：“好片我也拍得不少，有三部对我的影响最大，第一部是《国产零零七》，从这部戏开始我走了喜剧路线，也从此开始赚钱。第二部戏是《大话西游》，因为这部戏，国内的观众才开始真正认识我，也有了更多的片约让我去尝试。最后一部是《女人四十》，它让我得到了两个大奖，对这部戏我的感情最浓。”

　　罗家英并不爱谈《大话西游》，尽管他是因为这部电影被内地观众熟悉。“其实我对《大话西游》的感情并不深，因为只拍了一个礼拜。现在想想，感情最浓的是《女人四十》,并不只是因为它带给我两个大奖，而是因为那种老套的拍戏方法现在几乎见不到了，而且在乔宏身上我似乎又看到了我爸爸。”

　　“1994年许鞍华找我去拍这部戏的时候，本来是想让我搞笑的。《女人四十》原本是一个悲剧，但许鞍华觉得我是个有喜剧效果的人，她想我留点希望给观众。结果边拍边改，我整个形象就完全变了。她当时还不了解我。乔宏演我父亲，他人很高很壮，真的跟我父亲有点像。我最记得有一场戏，我送他去老人院，离开老人院之前，我给他系鞋带，他突然哭着向我说：‘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你带我出去玩好不好？’我感觉好像真的把父亲扔在了老人院一样。我平时是个很少哭的人，但是那场戏我落泪了，我想起了我父亲。”

　　“我们再见面是1995台湾金马奖，第二年在香港金像奖又见到了他，没想到这成了最后一次相见。他喜欢四处游走，而我不是个主动的人，也没再联系过他，直到1999年他在美国突发心脏病去世，我都没有机会再见他。”

　　来源：解放晨报 记者：曾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