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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钱”一词是个外来词汇。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帮的一个金融专家购买了一台投币式洗衣机，开了一个洗衣店。然后，在每天晚上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他就把其他通过赌博、走私、勒索获得的非法所得赃款加入其中，再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税务局扣除其应缴的税款外，剩下的其他非法所得钱财就成了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一词的来历。

　　“洗钱”正严重侵蚀中国经济基础

　　不管是转移非法所得，还是逃避管制，地下“洗钱”正在严重侵蚀着中国的经济基础。有专家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而“洗钱”正在助长这种污染。“洗钱”活动之所以猖獗，究其根源，撇开其他因素不谈，起主导作用的财界和政界代表人物腐败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腐败不但需要“洗钱”，有时还保护“洗钱”。

　　早在2001年1月，新华社就曾报道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已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案值大、身份高的贪官大多逃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据人民日报报道，去年4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和外孙，先到新加坡，后逃到美国。杨秀珠在纽约黄金地段置办了至少5处高级房产。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腐败分子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局面，通过身份转换达到洗钱的目的。有关经济专家把中国的几种洗钱方式归结为：

　　一家两制

　　利用皮包公司来洗钱。有些腐败官员，为将“黑钱”洗白，就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老婆孩子则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或是先捞钱后洗钱，即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

　　红旗出版社副社长、中国隐性经济问题专家黄苇町教授说，一些国企老总搞代理人企业，通过与之签订及履行合同的方式化公为私，最常见的洗钱方式。

　　“我最近便接触一个这样的案子。国有单位负责人和自己亲属的私营公司签订合同，明明只需很少钱就能办成的事，却约定付出很大一笔钱。然后又从该公司账户打出几十万元用于私人用途。案发后，帮助洗钱分赃的亲属自己都明白有罪，已东藏西躲一年多，但检察院至今还打不定主意是否对他立案。理由是现在讲各种经济主体一律平等，谁规定不能和私营公司做买卖？谁能说出高科技企业的利润率该是多少？”

　　“既然有合同，就不好认定多付的钱是贪污还是利润。还有，这类私人公司账户经常有不同来源的多笔钱进进出出，你怎么认定转出去私人用的钱就来自那笔打人的公款，而不是亲属的赠予？这样即便反贪部门立案了，谁敢说到起诉部门，到法院就过得了关？”

　　类似现象尽管在别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但相比较而言，它更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洗钱方式，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

　　要识别这些洗钱术也不难，就是他们或他们的亲属子女下海后，一般都没有“呛水”的，无论是办个体私营企业，还是炒股、炒期货，不管实际上是赚了还是赔了，或者只赔不赚，一般都会宣传自己“大发特发”。他们与有些惟恐露富的私人老板不同，而是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赚了钱。因为前者的目的是偷漏税，而他们是要给已到手的黑钱找个说法。例如，不久前破获的上海凤凰日化公司的“群蛀”案件，14个犯罪嫌疑人在外办私营企业的就有6个，接近一半。

　　私人股份

　　通过股金红利来洗钱。有些金融、国有企业领导人，借企业改制之机，将国家财产“私人股份”化，以达到侵吞公款的目的。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金融领域是洗钱犯罪的重灾区。近日，不断有金融领域洗钱的黑幕被曝光。尤其是河北省证券登记公司集体洗钱740万的案件，更令人瞠目。

　　据《是与非》杂志报道，河北省证券登记公司是家正处级金融企业，有职工25人。公司总经理王栓银是个资深的金融专家，在他的带领下凭借向银行拆借资金、向证券公司申购原始股等垄断性经营优势，公司“效益”突飞猛进，到1998年下半年，账面资金已累计达到3000万元。

　　经过“领导集体研究”，他们把这3000万元资金打到了账外账上，变成了公司的“小金库”。1999年底，社会上风传国家要全面放开证券登记市场，这对于现有的证券公司来说，是严峻的挑战。这时，如何处理3000万元的“小金库”成了公司的焦点议题。应群众的“强烈要求”，总经理王栓银顺应“民意”，与两位副总商议后，决定“分给”大家一些钱。为把钱分得“名正言顺”，王总经理又和部门经理开会研究，最后定下洗钱密笈——集体炒股分红、给大家保险再退保的“分钱大法”。他们先把64万元集资款以“王少珍”的名义投入股市作为幌子，然后从“小金库”取出数百万也存入“王少珍”的账户作为所谓的炒股红利。

　　2000年3月24日，公司以集体炒股分红利的名义，开始了第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行动。从2000年3月至2001年3月，他们先后私分所谓的集资“红利”48次，总额达550万元。再加上保险退保等洗钱手段，他们就集体瓜分国有资产达740万元。

　　药业巨贪、原南京金陵制药集团董事长江中银，也是一个洗钱高手。1996年5月，金陵制药集团所属华东医药公司与北京某药业公司合资成立了“金保康”药业有限公司。华东医药公司占股70%，江中银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后来，他又先后在河北、河南等地开办了“金保康”分公司。

　　江中银对“金保康”格外关照，按优惠价批发给其脉络宁，每盒让利13元。脉络宁本来就畅销，在加上江的格外厚爱，“金保康”财源滚滚、利润丰厚。仅郑州的“金保康”一年就实现利润2200万元。可他知道“金保康”的钱再多也姓“国”，而不姓江。1997年，为“名正言顺”地占有这块国家的“肥肉”，江中银借企业改制之机，先是自己带头以别人的名字，在云南成立了紫龙商贸有限公司，后又千方百计使两个大股东先后撤股，并隐瞒截留了469万元经营利润。

　　1999年3月，紫龙公司和江的小儿子江浩所开的药业公司全面进军“金保康”，并分别占有股份40%和30%。这样，虽然“金保康”名称未变，但该公司截留的469万元的利润，通过红利形式变成了江中银一伙的“合法收入”。

　　跨国洗钱

　　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关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转存赃款并“洗白”。在境外转存赃款并“洗白”在近年也有上升趋势。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银行副行长张燕玲分析称，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项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近年来总和已达数千亿美元，这其中洗钱所导致的资金外流数额占相当大的比重。

　　张燕玲说，在中国，贪污腐败和洗钱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些已经暴露的案例看，腐败分子侵吞社会财富的途径为：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身份回国投资。这样形成一个权利与金钱相互依存、理应外合的洗钱链，最终形成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循环侵占。

　　贪官洗钱不完全统计

　　贵州省原交通厅长卢万里，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操作”贵州省用于修建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项目的国债资金，6年间贪污受贿6000多万元。卢还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交其亲属开办的“空壳公司”，涉案违纪违法金额上亿元。2002年4月，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将卢缉拿归案。(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河南省两位厅级干部竟在短短一年间相继出逃。2001年5月，曾任漯河市委书记、时任省政府设在香港的预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携巨款和情妇逃往新西兰定居。据了解，程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另一个是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携公款外逃美国，与早已在美国的妻儿老小“团聚”。(新闻来源：《南方周末》)

　　胡长清和成克杰都属于此类。成克杰的巨额赃款都转移到香港情妇名下或存到境外银行里。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份证及因私出国护照，准备送孩子留学，妻子陪读，没办成又筹划让他们办投资移民。自己则把假护照揣在身上，准备一有风吹草动立马出走。如果警方的动作晚一点，很可能人去楼空。(新闻来源：《羊城晚报》)

　　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也涉嫌洗钱。从1993年开始，许超凡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开平中行客户名义，以代客买卖的形式进行外汇交易，大肆贪污挪用银行资金，并导致亏损1亿多美元。之后3个人又联合起来，先后从联行账户中拆借大量资金，以贷款名义转出并转至设在香港的潭江公司等名下。他们将大部分资金非法转移到香港后，或购买房地产，或炒卖外汇、股票，或到赌场挥霍，或通过赌场洗钱，将赃款进一步转移到海外。他们仅在香港就疯狂购房置业达13套之多，市值数亿港币。为了转移资金，他们设计了非常复杂的洗钱程序，先由内地转往香港，在香港设立公司洗黑钱，再流动到加拿大、美国。就在2001年10月15日从香港出逃的那天，他们还从香港向国外赌场账户转移了800多万美元。(新闻来源：新华社)

　　(文/鄢光哲 贾鹏 摘自《青年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