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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农民”到“代表”，再到“公民”，人们对姚立法的认识，以及姚立法的自我认同，都在发生着变化。从1987年以28岁的年龄第一次自荐参加人大代表选举至今，姚立法，以及中国人，关于选举和民主的认识也在变化着

　　本刊记者/刘英丽

　　姚立法还清楚记得2001年春天的事。为了提交自己调查的10个议案给全国人大代表，姚来到北京，并寻找媒体的帮助。

　　2001年4月30日，“姚立法”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2001年第17期的中国《新闻周刊》以他为蓝本采写了封面故事《草根民主》。

　　那时的姚“黑、瘦、头发比较长”，“像一个抱着一大摞复印资料的农民”。在北京的各家媒体和国家机关的门口，这样的人很常见。但3年后，人们发现了他的不同。

　　落选后依然繁忙

　　2004年10月7日，姚立法刚刚从美国回来，美国国务院邀请他去观摩美国大选。

　　不知是否刚从美国回来的缘故，姚表现得很“绅士”，声音适度，甚至有点故意压低；激动时双手晃动却不张扬；即使说到有趣处，也不放声大笑。长达六七个小时的采访中，几乎都是他在讲述。从现在到过去，美国之行到年轻时的探险梦，“基层民主”、“教育”、“法律”、“选举”、“人民代表”、“公民意识”是他的常用词语。

　　姚立法尤其两次提起那组广为流传的数据：1998年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自荐候选人之一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表后，姚在任期的五年中，提交对一府两院的建议、意见和批评187件，占大会收到的建议案总数459件的38%。

　　2003年11月，姚立法在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落选。但从1月5日届满至今，他还是很忙——年初到北京，向全国人大反映潜江选举出现的问题；4月初到湖北枝江市，帮宝月村村民吕邦烈“支招”，成功发动罢免原村委会主任的“行动”；5月，作为14名中小学生的特别授权代理，姚将潜江市教育局和物价局告上法庭，试图通过法律渠道，解决教育部门乱收费问题。5月11日，潜江市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这起案件。

　　此外，他还调查潜江市烟草公司涉嫌“卖假烟”等问题，正在争取法院受理该案。

　　他继续关注潜江税费改革问题。关于当地水利局仍然违反规定收取“集资款”之事，姚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为76位农民提交诉讼。

　　不再做代表，丝毫没影响姚坐在家里仍有很多上门“求救”者。“我个人最关心的还是基层民主和教育问题，如今，以公民的身份还是可以做很多事，也为下届的选举打基础。我肯定还要参选。”他说。

　　“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1987至今，姚立法共6次自荐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5次市人大代表，1次省人大代表。只有一次成功。

　　姚形容自己是“执着的人”、“认死理的人”和“较真的人”，

　　“美国公民的参政意识实在是太强了”，姚立法感慨，美国之行给他的，是直接地、清楚地了解到美国选举和民主是什么。

　　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有一个“草根”组织，成员全部都是“自愿者”。大选期间的“自愿者”最多，能达到200多人，他们大多通过网络认识。这些“自愿者”的主要工作是分工后去“筹款”、“宣传”、“协助选民登记”等等，目的是让更多公民参与到选举中来。而这种自发组织几乎在各个州、市、郡都有。

　　这启发了姚立法，他觉得“以后再竞选，不妨发动更多人来帮忙宣传。”民主需要全民的合力推动，而不是个人的孤军奋战。

　　他回忆起第一次要去自荐竞选人大代表时，“身边的人都说我想当官想疯了，连家人都不理解”。但姚“疯子”般的做事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潜江人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民主意识，到2003年年底时，潜江已经出现了22个自荐候选人。

　　在美国时，一次去一个普通家庭聚餐，姚给那家人讲了他的故事，他们说，他是个爱国主义者。姚觉得美国人没说错。姚觉得自己是“爱潜江”的。虽然他在潜江不断“挑刺”。报刊杂志上关于潜江的不少“负面”报道，都是他“惹”出来的。潜江市有领导称姚是“泼污水的人”。

　　这种矛盾也体现在姚去年年底的落选上。姚说，有领导允诺，如果他没当选，就可以给教师涨工资。

　　政治学者李凡，姚立法认识两年的朋友，去过很多次潜江。他在与潜江市领导的非公开场合聊天时，听到不少领导坦陈，“老姚是对的，但是有时做得过分”。比如，潜江市市中心广场的修建，其他各地也在这么做，姚却认为，广场花钱太多。“为何在外地没问题的在我们潜江就有了问题，所以不是潜江市有问题，而是姚立法出了问题”。

　　“政府还不习惯接受监督，我不过是要求政府按照程序，履行法律行事”。姚立法说，他18年来坚持做的事，“方式手段合法、理性”，最终目的是希望能推进社会进步。

　　在中国策略地做事

　　从美国回来后，姚立法在北京拜访了一些老朋友。他现在的结交范围很广，早已跳出潜江的圈子，定期和其他省份的自荐竞选人、关注基层民主的学者等交流沟通，对于他们的现状和有关基层民主的一切新闻，姚很清楚。他打算在这次返回潜江后，学着上网，查看新闻、了解外界。

　　姚的力量是一点一滴积累来的。有位多次采访过姚立法的记者认为，这是因为姚能“策略地”做事。

　　曾有一位领导私下对姚说“既然你那么关心百姓，如今老百姓最恨腐败，你为何不代表他们去调查？”

　　“我不会上当的，”说这话时，姚扬起脸，他的眼睛不直视对方，眼神游离——看得出，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字眼和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姚对那位干部的回答很得体：“检察院和纪委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好的制度下，坏人也能变好，而坏的制度下，好人也会变坏。”

　　“根本上，姚立法仍属于弱势群体”，李凡说，“策略地做事正是他的成功之处，他需要这种‘小聪明’”。

　　在李凡看来，姚立法足够“草根”，立足于潜江做事，也足够“聪明和策略”，再加上对知识的把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作为弱势群体，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是必须的。姚使用了正常的办法做到这一点。”

　　姚立法本着坚持的态度，不断让周围人认识自己。但他很少使用“我个人”、“我本人”等字眼。

　　他说，姚“个人”和“公众利益”要合而为一。那么无论其中是否确实有“个人利益”的考虑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确实在为公众做事，而且做成了。

　　“我希望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在做事，要和社会走得慢的人同行。”但是姚立法列出的能做“姚立法”的条件并不易达到：1、为人无懈可击；2、熟通相关法律；3、经济上撑得住；4、家里人支持，起码不反对；5、不怕吃苦，不怕吃亏；6、身体要好；7、不怕失去工作；8、有适当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看，姚立法是唯一的。”李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