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特点，我说是大家都有一种‘病’，这种病就是口中老说回国，心中老想回国，谈起回国兴致勃勃，实际上却又举棋不定，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国。这就是我们这50多人的最大特点。”高健是一家日本公司中中国人部门的“头”。

　　高健笑称，这是“大家犯了一种‘思归病’”。

　　其实像高健他们公司的华人社员一样犯了“思归病”的在日华人并不少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随着中日经济合作的日渐紧密；随着各种各样的中国风中国潮在世界各地的频繁涌现；随着功成名就的海归事例被媒体的不断描述、放大加光。

　　同时在日本日久思乡，有人渴望立业，让人生增值，有人渴望稳定，让生活里有亲人朋友的温情，种种信息、愿望和冲动，都让在日本的中国人内心深处把一个念头不断重复、强化，那就是：回国。

　　一、话归国，寻找圆梦的舞台

　　颜涛是日立制作所国际网络事业部中国市场副总监，不到30岁的年纪，取得如此成就在论资排辈严重的日本大公司里的确令人刮目相看，但这并没有拴住颜涛的心。

　　和朋友聚会，与家人闲谈，颜涛都是谈回国谈得最热切最起劲的人，而且国内来日招聘的大会小会上，也能频频见到他的身影。

　　对此颜涛表露了自己的心曲：“在日本，你若不入日本籍，基本上很难进入企业中高管理层，即使入了日籍，由于中国出身，到了一定程度也就停住了发展。而中国现在正是网络事业蓬勃发展的最佳时期，若能回中国本土发展，不仅可以工作在家人朋友身边，而且可以说是‘海阔任鱼跃，山高任鸟飞’，只要你有本事，尽可以有发展的舞台。”抱着这一想法，颜涛也就成了国内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常客。

　　然而，现实与理想总是有着一定的距离，颜涛的应聘并不顺利。“国内的招聘要求太过苛刻”，颜涛总结。尽管颜涛有东大硕士的学历，有在日立工作的经验，但对方却并不满意，要求条件一高再高。

　　好容易有了中意颜涛的单位，而条件又谈不拢，就这样几个回合下来，颜涛回国工作的计划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落实在履历书的书面上。”颜涛也就成了“思归族”中最活跃的一员。

　　二、话归国，感受逆文化冲击的迷惘

　　常常随着回国的话题而被华人们谈起的还有它的孪生话题──回国后的感受。“回国后和朋友一起聊天，我感到自己像个下里巴人，国内的发展太快了，我已经跟不上了。”

　　“我在日本一向很中国，可回到中国，朋友们却觉得我处处很日本。”对于自己曾经那么熟悉的中国文化，还要重新适应，这是很多在国内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在日华人谈得最多的话题，也成了很多华人回国前踌躇不前的无形壁垒。

　　博士毕业，在一家日本著名企业做经营企划的张雪梅小姐对此感触颇深。

　　张雪梅来日7年，博士毕业后到一家著名日企工作，2年后被派到中国分公司做管理职。初时张雪梅高兴极了，重新回到中国，熟悉的语言，地道的中国菜，便宜的物价，都让她心花怒放。“半年之后，我感到了自己和同事间的差异，感到自己有了问题。”

　　首先是语言问题，在日本时张雪梅老嫌自己日语不够好，努力看日文书听日文广播，回到中国后，张雪梅感到了日文的“别扭”。一次和一同事聊天，对方突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说纯粹的中国话好不好？不要当假洋鬼子了。”张雪梅的脸腾地红到了脖根。

　　张雪梅回忆：“我不是在故意说日语，炫耀自己，实在是习惯了，有些时候一些中文词一时反应不过来，有时是无意识就溜出一句半句日语。”在《围城》里，锺书先生把海归说话夹外语词，比作“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这时张雪梅是真正体会到了这比喻的刻薄。

　　其次是文化的震惊。张雪梅讲，在日本公司同事不谈私事，平时有一说一，哪怕填一张图书卡，大家都会实话实填。而在国内，找出一张掺了水份的履历书并非难事，“真相大白”后当事人还理直气壮，“还不是为了能进公司工作吗？”或“填错了有什么了不起？”这让张雪梅感到了深深的悲凉。

　　还有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同样让张雪梅感到隔阂。如有一次朋友问张雪梅，月工资是多少？张雪梅含糊其辞时，朋友却直接了当地说了自己的工资，然后扔下一句“这有什么可保密的，我又不向你借钱。”然后扬长而去。

　　张雪梅是独身，但女人的天性使她不愿过多地向外人谈起自己的年龄、收入和生活等。在国内有好心人给张小姐做媒。张雪梅开始欣然接受，因为好心人主动帮忙，又是免费，这让她感到了“还是祖国好”。然而随后好心人对她的刨根问底却让她为了难，最后是鹊桥没登上，张雪梅反而见媒婆落逃了。

　　渐渐地，张雪梅感到自己已远离了自己曾那么熟悉的中国文化氛围。而自己身上受日本文化影响的部分又因自己是中国人而不被同胞接受，感受到了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生活的困扰，张小姐终于向公司要求调回了日本。

　　像张雪梅这样回国后深感逆文化冲击的华人不在少数。高健认为，这是因为一方面很多华人在日本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不知不觉间已潜移默化吸收了日本文化的很多东西，突然回国反而对中国文化不习惯了。

　　另一方面，中国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腾飞，人的各种观念、社会风气，公众的价值观包括生活用语等都在迅速变化，而久别故乡的华人显然也陌生于这种变化，因而回国生活，一时不容于环境，或有自己已被时代边缘化的感觉都在所难免。逆文化的冲击虽挡不住华人回国的脚步，却也是许多华人在考虑回国时踯躅绯徊的原因之一。

　　三、话归国，首代移民的文化特质

　　逆文化的冲击可以使华人感到震惊，可以成为华人谈起回国时的热门话题，但是却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张志邦表示自己当年可以只身一人两手空空来到一无所知的日本留学，要适应日本文化，要学日本语言，还要打工上学，现在这一切都走过来了。与这些比起来回国重新适应国内的生活显然要容易得多。之所以他没有回国实在是出于更现实的考虑，主要是孩子和工作。

　　当年张志邦来日时已30多岁了，几年后接妻子来日留学，其后把上小学的孩子也接来了日本，经过10多年的打拼，夫妻均大学院毕业。在日就了职，孩子也上了初中。

　　张志邦称，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想回国的念头也就日甚一日，然而现实是国内高考竟争激烈，又无针对海外子女考学的政策，在日本日语环境下学习的孩子，回国参加高考竟逐必败无疑，因而为了孩子的前程，他们的回国日程表只能推到孩子上了大学再说。

　　但孩子上了大学后，夫妻俩真的就可以轻松回国了吗？张志邦自己也不相信这么简单。“到时候夫妻俩都年近50岁了，回国能找到工作吗？靠积蓄生活能有安全感吗？”

　　这一系列难题张志邦都想过了，但他相信总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的。他坚持没有加入日籍而是办了永住，就是因为回国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在他的心中泯灭过。

　　和张志邦不同，从国内直接来日就职的周民认为回国最大的障碍还是工作。周民大学毕业在国内工作了2年后来日做IT工程师。

　　在国内周民大学里学的计算器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他比学其它专业的同学幸运，顺利地找到了工作，但在北京一个月4000元的工资实在派不上什么用场。

　　这时日本一家公司招人，周民认为是个机会，就跨海来日了，5年里他跳了两次槽，现在工资拿到每月35万日元，年收入近500万日元。他认为自己留在日本的理由非常简单，就冲这500万工资，等钱挣够了，就回国，但钱多少是够，周民没有说。

　　周民的一位华人同事却说了，他7年前来日时和周民一样，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什么时候回国，以后还能不能回国，他自己也不知道了，知道的只是眼下的几年不太可能变动。而张志邦周民的生活也正是很多华人的生活实态。

　　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一语道破了这个天机：思归、话思归，其实是第一代移民的文化特质。作为第一代移民，大多数人在出国前并没有移民定居的打算，只是出来闯世界，他们的梦想就是衣锦还乡，因而思归的念头可以说时刻活在他们的心里。

　　但现实是随着在日生活渐久，生活的基础也越来越厚实，家庭、子女可谓树大根深，迁移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大。但回国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这也是华人思归现象的一个文化根源。

　　一位落款为“总想回国”的华人在“在日华人”网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每过一段时间想回国的想法就蠢蠢欲动。没有下决心回去的理由仅仅是工资差别。生活太现实，将来需要保障。在日本的同胞们，你们想回国吗？多久想一次？”这是又一位思归族吐露的心曲。

　　文章来源：《中文导报》 文/李春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