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想过，谁能弄懂古代隐士的心理根据和生存方式。其实这是没人能胜任的课题。过去和未来，都一样，都是不可能弄懂的。

　　但是，中国文化里以儒家为核心的理学传统中，一直都伴随着老庄学说的潜行和延续，正像有这样的人就必然存在那样的人一样简单，那些清高的人，桀骜不驯的人可能不说话，在历史上却享有相当的位置。

　　风流难脱痕迹

　　魏晋时候，有人在诗里说：“小隐隐陵菽，大隐隐朝市。”这里，“朝”是指做官，“市”是指街巷。可见，任何喧嚣鼓噪的地方都可能沉淀着气定神闲的人，都一定留有滋养清雅的弹性空间。

　　陶渊明回家乡采菊被后人记住，是有《桃花源记》一段文字留下来，没著书立说的张某李某不见得没有清雅过桃花源的地方。所以，我翻完《寒山诗校注》，写过一篇《寒山写诗的理由》，我想，书写行为和隐士生涯是自相矛盾，我以为真正的隐者也许像风一样，不给这世界着一丝痕迹，这种想法有点苛刻了。

　　由古至今，人们公认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讲风骨玄虚的年代。杜牧在他的诗里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我们就来看看东晋，当时的名士王徽之在大雪降临的夜里饮酒，忽然想起自己的朋友戴逵，忽然感觉要急切地见到戴逵。

　　王徽之立即动身，冒着雪，叫上人乘船出行，一直走水路划船到天亮，已经来到戴逵家门口，却转身告诉送他的船家掉转船头，他说原路返回。船家不解，王徽之回答说：我是乘兴而来，现在兴头已尽，我想回去了，谁说我非要见到戴逵才走呢？后来人苏轼在他的诗里，把这段著名的“雪夜访戴”叫作“清兴发”，清雅逍遥的兴致忽而发作又忽而停止了。

　　出世越来越艰难

　　《古文观止》中选用韩愈的《送李愿归盘古序》，李愿就是唐时候一个中原隐士。韩愈写文章送他返回太行山，那座藏得住隐士的山在韩愈的描述中是“泉甘而土肥，草木蕤茂”。

　　而二十世纪末，我去太行山，偶然登上韩愈文章里提到的盘古寺。我当时看到的是寺庙不过一个孤凉的小亭子，山完全光秃着，远处的石滩地上散布着挖掘机的高架子。哪里有什么李愿？讨论隐士，关系到的不止是历史，更多的是人的基本心态，也许在二十世纪做一个隐士比唐朝，比魏晋时候，更加艰难缺稀和潜隐。

　　高人也心急

　　我看到的隐士的故事中，有东晋时候叫谢安的，他指挥至关重要的淝水之战，当时面临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战局严峻，作为主帅的谢安，一直平心静气和人在清僻处下围棋，棋局断断续续被战报打断，无论什么战况，他始终都在布设棋子。

　　等打胜了仗，他的棋也下完了，谢安回家，进门时候脚下的木屐折断了齿，他居然丝毫没发觉。可见没有人会不紧张，他也心急，也强撑局面，只是高人隐士修炼出了超过常人的镇定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中列举了不少古人“任诞”的事例。“任”是任由性子作事，“诞”是荒谬。从古到今，对于过于随意放浪形骸的消极人生都有非议，《颜氏家训》中批驳晋人的风格说“迂诞浮华，不涉世物”。

　　但是，在污泥泛滥里不染，在恶俗遍地时不苟同，恰恰是我们眼前这时代里最该珍惜的。

　　文章来源：香港《文汇报》 文/王小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