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46》在上海举行了全球首映新闻发布会。虽然这部电影有梁朝伟、王菲、刘嘉玲等众多明星加盟，但导演王家卫似乎才是最大的明星。记者在新闻发布会后，对王家卫进行了专访，让他自己来阐述《2046》的一切。

　　我不单是要重复《花样年华》一部电影，而且是要重复所有的电影。

　　记者(以下简称记)：《2046》中的人物和故事跟你以往的电影中有很多的对应和延续，它看上去更像“王家卫电影的精选集”？

　　王家卫(以下简称王)：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次回顾。你很难说将来这些人物会不会在其他电影中出现。本来在《花样年华》中有梁朝伟扮演的周慕云出现，《2046》是同期拍摄的，到了这个阶段，我一直都在想，他会不会碰到一个从前的人物，再碰到一个。很多人都说我是在重复自己，我说对啊，不单是要重复《花样年华》一部电影，而且是要重复所有的电影。所以在《2046》中有一些场景和人物都来自《阿飞正传》或者《重庆森林》，只是把他们放到了一个不同的题材里不同的环境里，看看他们是怎么样一回事。

　　记：虽然片名是《2046》，但影片似乎还是充斥着对上世纪60年代和旧上海的眷恋？

　　王：我为什么那么爱拍上世纪60年代？第一，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我很熟悉，今天我已经看不到这样一个圈子，我感觉它消失了。所以我想把这样一个形态在银幕上还原，这是我个人的原因，就像我拍《花样年华》的时候，我可以写所有的菜单，让工作人员准备给演员吃。那个时代的上海人或者是外省人在我们的历史中是一段空白，从来没有人表现过这些人，好像今天的上海人经过的路和他们的长辈60年代的那批人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批上海人的怀念是30年代的上海，他们到香港之后想在那里重新塑造出一个旧上海的世界出来，那是一个很多人对上海的梦想。其实对我来说，我最希望的就是在60年代的香港拍摄出40年代的上海。就像我拍的《爱神》原来的背景就是40年代的上海，但是因为当时非典，只能在香港拍，没办法，就又变成了60年代。其实那个故事的情怀应该发生在三十年代初四十年代末的上海，这样整个故事才会完整。

　　记：周慕云从《花样年华》里吴哥窟的那个洞里，走进了《2046》，他带着无法舍弃的记忆，又在迎接新的希望，这种延续似乎很残酷也很绝望？

　　王：一个人经过了一件事情，这个过程给他一个很大的包袱，他希望可以改变。但是他在改变的过程中，发现故意要去改变反而无法改变，他只有去接受。有时候我怀疑时间是不是在反过来走，其实很多东西都做完了，你只是把时间返回去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拼接起来。就好像我拍《东邪西毒》的时候，这个故事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物的终点都在原著里完成了。我要把前面的编出来，去配合这个结局。这是惟一有结局的电影。

　　而拍摄其他电影的时候，从来都是让人物自己去生长，到了某一点的时候，似乎可以结束了。所以我拍电影的时候总是感觉到那部电影是不是本来就在那里了。

　　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完了，我肯定不是希区柯克。

　　记：你是编剧出身，还曾经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拿到了最佳编剧提名，很难想像之后为什么你的电影基本上没有剧本，即使有剧本似乎也是形同虚设？

　　王：我当编剧的时候，希望作为编剧就把剧本写好完整地交给导演，起码要求自己剧本的内容是明确的，你能想像象导演拍摄出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导演需要跟着剧本去拍，有些导演只是把剧本作为一个蓝图，然后在拍摄中自己创作。

　　当导演的时候，一直都希望自己是希区柯克这种导演就好了，在编剧阶段就把所有的意图都理得很明确，在拍摄把它完善就可以了。但是从第一天拍戏开始，这个想法就破产了。当时拍摄现场有些变化，做导演不光是要写剧本，还要协调摄影等等工作，等我把这些工作都安排好已经半夜了，累得不成样子了，我当时想既然早上九点开工，那么我六点起来修改一下就可以拿着完整的剧本去拍摄了，谁知道一觉醒来就已经八点半了，赶到现场大家都看着你：剧本改成什么样子了？于是我们先摆了一个镜头，然后就是一路拍一路改剧本。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完了，我肯定不是希区柯克。每一次拍电影我都会对自己说，下一次写一个完整的剧本才开拍，但是每一次都是不成功的，虽然每一次我的剧本确实都写了很多很多。

　　记：但1980年代的时候，你一共写了13个剧本，而且都是非常成型的剧本。

　　王：那时候是一个实在的时代，香港电影刚刚开始新浪潮，当时香港在模拟好莱坞的电影工业。我们刚开始学编剧的时候，一群年轻的编剧都坐在那边，跟导演聊故事，聊到什么就去写什么。编剧不单是你要会写，你还要会聊，当时没有固定的工资，你要能够把导演的想法写成一个故事，卖掉故事才有钱。所以你必须要有讲故事吸引人的本事，要什么电影都会写，江湖片、恐怖片、悲剧、喜剧，我什么都写过。所以对我来说，讲一个故事，要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坐下来跟你谈，给你10个结局。

　　记：《2046》有剧本吗？

　　王：其实《2046》我写了厚厚一叠剧本。但人物和故事是否就是惟一的？尤其是你拍摄了3个月停下来，在6个月的时间里等待演员们档期的时候，你会考虑到拍完的戏确实有其他可能性。就是这样，我想往另一个方向走了，之前做的功夫可能就不太对了，我还要改。所以有人说我拍戏没有剧本，我会说是没有完整的剧本，但是我的剧本比谁的都厚，只是最后我都会否定自己。所以我一直相信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生命，不是你去创造它，而是它引导你去创造它。有时候你完全不了解，你为什么会在某天的某个时候拍了那个镜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可能因为你刚好想到了那一点，跟你故事却是不搭界的。可是当你剪辑的时候，你要把故事和人物联系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镜头是很重要的。

　　我拍电影很简单，没有什么我一定要去表达的东西，我只是想去拍那些让我有些感动的事情。

　　记：你电影中的人物，总是喜欢选择一种自闭的方式来结束回忆，比如《花样年华》里的周慕云对着树洞倾诉秘密，《春光乍泄》里小张带着黎耀辉诉说的磁带到世界的边缘，为什么喜欢这种自闭？

　　王：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现在没有那种树了，但是有人选择去酒吧，去酒吧里对着一个人讲了一堆话就离开了，这样一个人你可能以后还会碰到，也可能永远都不会碰到了。他可能跟你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需要倾诉。你在ICQ也是一样，你平常收起自己，但是在网络上却可以无所顾忌，你为什么不能对身边的人说呢，现在人多了很多顾忌，对人的信任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或许就是展现这种现实，现实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实就是这样就越来越自闭，越来越悲观。其实你要接受这些事情，并且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然后怎么样把悲观变成乐观。就像癌症，有些人得了癌症就会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死去，而有些人却因为这样变得更努力，不一定康复，但是那一段时间对他而言可以过得很充实。

　　我们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过程，不能希望一切会越来越坏，也不能希望它一下就变好，重要的是怎样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你自己的空间，到最后怎样去肯定你自己。

　　记：这是不是一种宿命？

　　王：不是宿命，这就是你生命中发生的事实，你怎么能拒绝它呢。越去拒绝这件事情，它就会越明显，到最后你就会知道这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记：所以最后你只能选择悲观？

　　王：其实我拍电影很简单，没有什么我一定要去表达的东西，我只是想去拍那些让我有些感动的事情。因为拍电影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点：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这个故事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坐在机器后面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观众，你要看这个东西会不会打动你，如果能打动你，那就是你要拍的东西。而不是去比较这是不是最好，那是不是最好，永远都可以最好下去。这个过程中能够打动你的就是你的经历你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每天都碰到的，我们是有感受的。

　　其实你只需要在一个地区里找到一群属于你的观众，加起来就是一个整体。

　　记：在香港这样一个崇尚商业片的地方，很难想像你和你的艺术片怎样在香港存活并且坚持到现在的？

　　王：第一是你要愿意去冒险，年轻的时候，很多事情人家这样说，我偏不相信是这样的。《阿飞正传》的票房不好，所有人都说这个导演不能碰，因为他是一个不商业的导演，但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电影只有一种做法，还有我不相信观众只有一群。所以我就成立公司自己做，从编剧、导演、制作到发行，都是我自己做。其实你只需要在一个地区里找到一群属于你的观众，加起来就是一个整体。所以有些人说他的电影是艺术片，是不商业的，但是结果却未必是这样的。

　　还有，为什么艺术就是不能商业的，艺术和商业是两回事，那是市场的划分。你做一个导演，没必要去想艺术还是商业，你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是分工不明确，导演什么都要做，拍得好坏、宣传和票房都是他的事情。其实导演的角色就该像是做一个厨师或者是一个手工艺人，他负责把东西做好，怎样去卖是另外的学问，另外的人该去做的。

　　记：你对《2046》的票房有期望吗？

　　王：当然有，因为我现在的责任不光是导演，我还要对泽东公司、我的工作人员负责，所以我当然要考虑怎样去找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协助负责发行的人来做好这个事情。我不会说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我对这个电影很有信心，它应该有一定市场。

　　来源：南方都市报 采写：袁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