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贫嘴”毛大海的幸福生活
给中国急需的人才提供方便 “绿卡”只是第一步
中国《新闻周刊》:“绿卡”之路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浩浩荡荡的来华人潮中,中国相对滞后的移民政策已经到了该重新调整的时候
本刊记者/曹红蓓
2004年8月23日,北京人齐扬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在外国人签证区域里,她看到“永久居留申请”的铭牌前,排起了长队,人群中,还有很多新闻记者。这一天,是中国绿卡申办受理的第一天。
没有身份的烦恼
齐扬是为女儿来的。几年前,齐扬与一位美籍香港人结婚,2000年,女儿在美国出生,具有了美国国籍。几个月后,齐扬举家回迁北京定居。无尽的烦恼随之而来。
由于女儿的入境签证是半年期的,回国半年后,就得去办延期,每延一次最长三个月,一年要延两次。一年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简称《外管法》),齐扬的女儿还必须再出入一次境,才能获得继续在国内合法生活一年的权利 小小年纪的女儿,只好跟着爸爸来回奔波。
2004年8月22日,齐扬在报纸上看到由公安部和外交部联合签署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简称《永居法》)正式发布施行的消息,23日一早,她就赶到出入境管理处咨询,24日,她向出入境管理处提交了外籍儿童办绿卡所需的全部手续。她被告知,将在六个月内得到批准或不批准的答复,同时,工作人员还告诉她,她是北京市受理的第一份新绿卡申请。
《永居法》规定,外国人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适用对象主要有4类:在对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个人;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
齐扬所申请的绿卡种类,属于未成年人投靠父母,所需手续共有4件,是所有种类中所需手续最少的一类。
齐扬现在的希望是:批准的时间能快点。因为再过3个月,女儿又该出国了。
申请之难
自从开始受理永久居留申请业务以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每天都有上百人来咨询。然而,截至本刊发稿时,除原有换证以外,手续齐备而正式被受理的新申请,仍然只有齐扬女儿一例。
本刊了解到,上海受理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有26人,然而这个数字和上海市6万名的境外人口相比,也是九牛一毛。
对申请人资格的严格限制,把想要获得“绿卡”的大多数外籍人士挡在了门外。
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首席代表陶景洲,在得知中国绿卡制度实施后,表示会在本人的签证到期之前去办绿卡。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外籍高级管理人员,也未必会符合此次中国绿卡的申请要求。
北京出入境管理处的外国人签证处副处长沈顺今,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了申请的难度:第一,律师事务所不属于企业范畴;第二,企业在华办事处、代理处的首席代表,不属于独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即使既在工商局注册的企业任职,又是总裁、副总裁职务,但企业的类型,如果不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的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业、外商投资产品出口企业这四种类型之一,或任职不满四年的,仍不能申请绿卡。当然,对中国有特殊贡献者除外。
投资类绿卡的门槛也很高。以北京为例,鼓励类企业的投资额要求在50万美元以上;证明属于鼓励类企业,还需要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证书;其他类投资额要求在200万美元以上。其中,投资额不能是所在企业的注册资金,得是申请人的个人投资。
在京外国人中,有一大批属于外籍教师。但即使是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外籍教师,还需在重点高等院校连续任职四年,且在北京住满三年,才能具备申请资格。
绿卡,也是一种心理需要
即便是如此严格的资格限制,还是会有一些人能够达到。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总经理、美国人穆彼得(Peter Maclnnis)就是这少数幸运的申请者之一。对他而言,需要中国绿卡,并不是出于便利,而在心理的认同。
穆彼得的父母早在上世纪40年代来到中国教英语,1948年,穆彼得在中国福建出生。5岁到16岁的少年时光,是在台湾度过的。1988年,穆彼得携夫人和两个女儿来到中国,先后在南京、北京和重庆的合资企业、咨询公司里做管理工作。
在大陆和台湾长期的生活,使穆彼得的言谈和个性更像一个中国人,他和当地政府、公安机关的关系也非常默契。之前,虽然没有绿卡,居住证需要一年一年地延期,但他从没感到有什么麻烦的地方。
但一直以来,他的夫人“总觉得这样一年一年地延期,没有安全感。”在夫人的催促下,穆彼得经常向他在重庆公安局的朋友咨询绿卡政策何时能出台。
2004年8月,重庆公安局正式启动绿卡制度的时候,他被请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当场领取了申请表格。
前不久,穆彼得84岁的老父亲又回到了福州,在武夷山的一处学校教英语,64年前,他在那里教英语的时候,曾和中国人一起躲避日本军队的轰炸,那里还有他的老朋友。穆彼得说,“父亲也需要中国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