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农信联社担心：各级政府部门在清理整顿逃、废、悬、赖金融机构债务方面力度较大，但希望这不要变成政府进一步干预农信社经营的理由；农业保险缺失，农村信用社风险屏障脆弱；央行、银监及各级政府“齐抓共管”仍令农信社难以适从

　　这是一个迄今深为全国各地农村信用社关注的会议——冠名由国务院主持召开，主题是“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到会人士包括各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长、省政府副秘书长、银监局长、银监局合作处处长以及省信用合作办公室或省级信用联社理事长等。

　　同时，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等部委也派代表参加，显示了这次会议规格之高。

　　上周的会议的地点选在北京国谊宾馆，业内人士多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次会议标志着农信社第二轮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据参会人员向《财经时报》透露，最近，国务院为农信社“第二轮改革”专门发出了“66号文件”，除了西藏、海南，其余省市都被允许进入下一轮改革；改革方案基本采用第一轮改革所依据的国务院“15号文件”，没有大的变动。

　　“一骑独进”的尴尬

　　一位已看过66号文的业内人士表示，文件对下一轮改革设计的惟一重要变化是，提出了对贫困省份的特别扶持问题，但具体如何扶持，文件中并没有涉及。

　　本轮改革虽然仍被称为“试点”，但实际上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从《财经时报》最近了解到的5个省份的基层状况中，亦可深切地感受到这项改革推进中的艰难。

　　在全国各地金融系统，都可发现一个共识，即农村金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大多小心谨慎。

　　已经实施改革的东北某省农信联社负责人告诉《财经时报》，改革之后，联社发展势头本来很好，到今年7月末，股本金已从改革前的几百万元猛增到8000多万元，资本充足率上升到5.26%，比改革前提高了100.6个百分点。

　　但是不料，今年一些地区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农业基本绝收。该联社今年农业信贷资金投入量大，目前看，要收回贷款将会遇到困难。估计会有大批农民退股还贷，这样，资本充足率将很难保证在4%以上。

　　该联社的尴尬，凸显了在农业保险缺失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的风险屏障是何等脆弱。

　　农村信用社自身无法抵御的风险还不止于此。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杰介绍，农民“因病返贫”现象普遍。如果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不解决，不管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经营风险都会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体制风险巨大

　　从农信社的管理体制看，从“自由生长”到委身于农业银行，再到由人民银行出面监管，直到如今由银监会和央行共管——期间还有省政府负责的行业管理，加之其他基层政府也对信用社“吆喝惯了”，信用社几乎变成了“谁都可以管但谁都不会真正负责的金库”。

　　西部某省一个基层农信联社的负责人向《财经时报》表示，近年来，农村信用社更换了许多个“婆婆”，或多或少也给信用社造成了一些损失。尤其是在人民银行管理期间，个别信用社的损失很惨重，具体表现在个别人行官员或其他政府官员假借人行名义，在农村信用社取得贷款，至今不还。现在，银监局又对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缺乏有效的约束政策，最终给信用社造成人为的贷款风险。

　　“如果再这样长期拖下去，对信用社生存将构成威胁。”他说。

　　另据记者了解，农信社员工普遍担心的最大问题，是“养老保险交给谁”。

　　按照现行规定，农村信用社归省级政府管理，那么养老保险是否也该由省级统筹？目前，如果把养老保险交给农信社所在当地基层政府，职工表示强烈不满。因为政府级别越低，挪用养老保险的现象一般就会越严重；而且政府级别越低，对养老保险的保管、增值越缺乏经验。因此，如果将养老保险交给当地政府管理，势必给农村信用社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关于处理贷款抵押资产过程中的税收问题，沿海某省一家基层农信联社负责人向《财经时报》表示，虽然省政府规定房产过户费可以免税，但这项规定也使得基层政府执行的热情不高。

　　华中某基层农信联社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各级政府部门在清理整顿逃、废、悬、赖金融机构债务方面力度较大，但希望这不要变成政府进一步干预农信社经营的理由”。

　　小额农贷补贴机制

　　农村信用合作社最初由农民入股组建，随着农信社增资扩股开始，农民老股东一般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增资，要么退股。

　　沿海某省基层信用社相关负责人对《财经时报》披露，原来每股1元钱，现在，自然人股每股最低1000元，法人股最低10000元。有些社员不愿增资，那么就要劝他退股，退股按1∶1的比例，社员对此很有意见，认为“现在一块钱与当初一块钱不等值”。

　　于是，对那些“既不愿增资又不愿退股”的人，联社一般采取特殊方式处理，即“打包”另立账户，这部分人只能享受分红，不能参与决策。

　　小额农贷如今已成了农信社扶持农业经营的主要方式，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力推广。但是，这种分散的、低额度、利率优惠的贷款，给农信社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据华中某省基层农信联社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额信贷应该定为政策性业务，政府应给予一定补贴。“否则，这样的业务几乎没有可持续性，发展后劲不足”。

　　该联社每年净增5000多万元存款，其中4000余万元用于小额农贷投放。他表示，这种业务属于“高成本低效益、高风险低收益”，如果没有其他业务弥补损失，显然难以长久维持。

　　《财经时报》就“信用社被推向市场后，支农业务能否得到补助”的问题采访张杰时，他表示，这实质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问题。现在农信社交给地方政府管理，那么谁来负责提供资金上的扶持？如果鼓励农信社走向商业化，那它会不会依然有兴趣做农业贷款？即使做了，恐怕也是奔着农村中的工业和商业去，而不会对单个的农民感兴趣。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商业性金融机构根本无法兼顾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种职能。”张杰说。

　　(稿件来源：《证券市场周刊》，作者：田文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