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三好生”的时代碎片

　　回顾“三好学生”的历史脉络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本刊记者/曹红蓓 原题：“三好”淡出

　　从1954年开始的“三好学生”评选，以固定的评选比例、基本相同的衡量标准，在中国的所有大、中、小学校普遍推行了近50年。

　　“三好”成为几代学生追求的目标和荣誉，也成为社会视野中“好孩子”的同义语。然而，它的至高威信，在近半个世纪后，似乎受到了新时代的质疑“一、上课不插嘴。二、下课不疯打。目标：金星。”这是13岁的徐雅芹在学期初给自己定的夺星计划。

　　8月11日，徐雅芹在家里给记者展示了她的“阳光少年”证书，上面写着“徐雅芹同学在武汉25中阳光少年评选中荣获综合银星奖。”

　　“怎么没得到金星？”“因为我有时候还会在走廊里疯打，容易把别人碰倒了。”

　　徐雅芹是个精力旺盛的聪明孩子，在初二六班教室的墙报上，她的名字后面飘扬着一大堆小红旗，英语还考了全年级第一。可是没实现自己“不疯打”的目标，没拿到金星。

　　从2003年9月起，徐雅芹所在的武汉25中开始以“阳光少年”代替了“三好学生”评选。方式是：在学期初由学生们自己给自己制定目标，期末累积平时表现，再结合自定目标的实现情况评选。评选分为综合、进步、基础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里又分为金星、银星和铜星三个级别。主管部门向学校要“三好学生”名单时，他们就把综合金星奖的获奖者报上去。

　　“得综合金星可比得‘三好’难多了。”这学期，在小学时的老“三好生”陈丹丽又没得上金星。陈丹丽长得白净秀丽，能歌善舞，可就是有一条，字写得差。老师们常说，“陈丹丽呀，什么时候写字写得和人一样漂亮就好啦！”于是，小女孩年年把“字写得和人一样漂亮”列为自己夺星计划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一条实现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陈丹丽自从入了25中还从没得过金星。不过，和评“三好”比起来，陈丹丽还是喜欢这种方式的评选。因为“对自己更了解，努力的目标也更明确。”

　　除了“阳光少年”，在25中的评优体系里还设有各种特长奖。综合下来全班的得奖率能达到80%。

　　肖城得到的就是一个特长奖——“优秀干部”奖。小时候，肖城随做生意的父母转过三次小学，每到一处的第一年，总是被选为班长，而最后都因为学习不好被老师罢免了，于是有点自暴自弃。刚来25中的时候，一个星期至少要打两次架。后来，老师发现他在学生中很有人缘，组织能力强，就有意让他当纪律委员，还鼓励他竞选学生会生活部长。肖城对自己评上“优秀干部”很满意，“优秀干部只有一个呀，嘿嘿，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月！”

　　25中委屈求变

　　武汉25中曾为武汉市重点中学，且是一所高中和初中俱备的完全中学。2001年，在区教育系统的机构调整中，25中改为单设初中，从那以后，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在校园里弥漫开来。

　　在这种情况下，校长邹伦海提出了“阳光教育”：学校鼓励学生们走出课堂，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寻找自身的价值。

　　2003年8月，25中在校园里新立起的大石头上，刻上了“阳光”字样。这时候，学校的三位政治老师提出了不评“三好学生”，改评“阳光少年”的建议，同时拿出了“阳光少年”申报评价体系的40条标准，希望以“一校两制”的形式，在课程改革试点年级先试行起来。

　　“三好学生早就该不评了。”40条标准的起草人之一刘荣辉老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他本人早年的一段经历：在湖北省十堰市麻家渡中学上初中的时候，刘荣辉是连续五个学期的“三好学生”，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三年全是“三好”才可获得申报地区“三好生”的资格，而刘荣辉是全校惟一可能符合条件的人。然而在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中，因为有老师指他和本班女生早恋，他被取消资格。这事是1985年，直到三年以后刘从师范毕业时，才意识到那个失去的机会对他意味着什么。

　　现在的刘荣辉是25中课改年级组组长，除了不评“三好”外，在他的年级里，已流于形式的操行评定制度也在“一校两制”的名义下被实验性地取消了。为什么不评三好？

　　由于没有得到相关政策的支持，改革“三好”的做法经常显得底气不足。

　　李威，辽宁省抚顺市北台小学副校长。

　　这所小学一直是抚顺小学中的NO.1，连续5年产出中考状元。

　　李威在北台小学当了8年班主任，在这样一所优秀生云集的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两件事情最让她痛苦：一是期初评选班干部，一是期末评选“三好学生”。她觉得每次都无法面对那些落选却同样优秀的孩子的眼睛。

　　1989年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李威和当时的老校长有过一次激烈的冲突。她向校长提出“能不能不评‘三好’”。老校长愣了一下，问她：“是不是因为咱们学校领导干部的子女多，评选起来有实际困难？”当李威指出是评价体系本身存在问题时，一向温和的老校长怒了：“毛主席留下的东西你都敢动？！你睁开眼睛看看全国上下哪有不评‘三好’的！”

　　其实，老校长对李威一直器重有加，但唯独在“三好生”问题上始终不松口。1999年，老校长退休。已是副校长的李威向年轻的新校长重提此事，没想到十年旧案竟轻松过关。当年，辽宁省抚顺市北台小学就以16个单项奖和3个综合奖的设立取代了“三好学生”评选。

　　在改革前，新校长特别叮嘱李威要低调进行。他们学校的上级主管抚新区教委知晓此事后没有明确表态。但在2001年后，区教委开始公开建议全区中小学校全面进行评价体系改革。

　　令李威欣慰的另一件事是，老校长在去世之前，也终于谅解了他们的作为。

　　去年，北台小学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评价体系改革尝试。这所一直以分数取胜的重点小学里，李威们提出了“好习惯比分数更重要”的理念。

　　在继续评选16佳的同时，他们在每个年级中挑选一、两个班进行“好习惯奖”的评选，并从去年开始在全校实行下午2：40放学的制度。今年中考，北台小学的毕业班仍然是全区第一名。

　　对北台小学来说，不评“三好”只是起点。

　　“三好”制度的现实处境

　　不久前，国家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在多个场合提出“‘三好学生’评选应废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而事实上，评选“三好生”50年来的习惯性制度，已经在近几年逐渐被一些学校淡化了。

　　北京光明小学早在1996年就以一个“我能行”活动取代了“三好生”评选，口号是“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奖项涉及学习、运动、劳动、礼貌等等各方面，希望通过发现学生各自不同的优点加以引导，达到素质教育的效果；深圳海湾小学以13项个性奖替代“三好”，也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从前“少数人被肯定，多数人受打击”的三好生评选弊端；与武汉25中一街之隔的武珞路中学，去年期末的时候更是把3000张奖状发到了1000名学生手里，以此鼓励孩子们：你们是优秀的，你们是大有希望的。

　　今年6月，湖北省规定，明年起“三好学生”在升学时将不再予以加分；上海从今年开始，淡化“三好学生”称呼，改称为优秀队员和优秀团员；大连市中小学也不再把评“三好学生”作为学校工作的一项固定内容。

　　原北京一中校长王晋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主张学校可以自由操作评优，评三好、四好、五好都成，特长也行。让其成为一种奖励手段，一种游戏规则，如此而已。”

　　昔日让“几家欢喜几家愁”的“三好”制度，在时代的面前，似乎渐行渐远。-

　　(孙冉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