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30日电 中国青年报今天刊文认为，当前，在推进和完善中国官员问责制的进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首先，要建立健全问责制的体系。

　　文章认为，问责制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而不仅仅等同于引咎辞职。一般而言，官员的责任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刑事责任，这是最严厉的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此时官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第二层次为行政责任，官员的行为虽然还没有触犯刑律，但已经违反了有关行政法，因此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第三层次为政治责任，官员虽然没有违法，但违反了党章的规定或者纪律的规定，要受到党纪处分，甚至被罢免职务；第四层次是道义责任，官员虽然够不上前面三种情况，但由于其属下工作不力或者工作错误，老百姓不满意，基于道义，主动辞去职务，即所谓的引咎辞职。

　　文章说，“引咎辞职”与其他三种责任承担方式的区别不仅在于前三者是被动型的，而后者是主动型的；还在于前三者实行“无罪推定”和“直接责任”原则，而后者则实行“有罪推定”和“间接责任”原则，即只要老百姓对你管辖的范围内的工作有意见，你就应当明智地选择辞职；前三者可以说是法定的，后者则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一种政治惯例。“引咎辞职”等问责形式的兴起，其实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惯例，当然，它也不能取代或者遮掩前三种责任承担方式。

　　 其次，要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和问责对象。

　　文章说，综观一年多来，备受关注的几起问责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其问责范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只有在事故或事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后，才能促成相关责任人被动辞职，至于那些隐瞒事故者，是不会引咎辞职的。而且总的看，目前“引咎辞职”还锁定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尚未引入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这与国际社会广泛的引咎辞职事项相比，显然范围是偏窄的。

　　另外，问责对象具体到何人，在党政领导、正副职、不同层级的官员之间，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这种不可预期性又与权责不清相连，因而很难令当事人心服口服。

　　 第三，要用程序来保证问责制的健康发展。

　　正当程序是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防止陷入人治误区的保证。文章认为，要使长期习惯于“对上负责”的官员们学会“对下负责”，就应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逐步扩大官员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的范围，并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问责权。在这方面，现行宪法和法律已经提供了一定的文本资源，如人大常委会可就特定问题组成调查委员会，可依法提出罢免案等。(刘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