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一本32开的刊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阵地。25年的沧桑变化，记载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嬗变。关注这样一本杂志，就是关注中国社会的变迁

　　“我们很清楚是在给什么样的人编杂志”，《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1979年就进入杂志社。从那时起，《读书》针对的就是中层知识分子。

　　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人汲取了《读书》的营养，但是这本杂志在知识界的权威却不容质疑。9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生中进行了中国“当红学术明星”调查，其中九成都属于《读书》的读者。

　　《读书》杂志编辑部从25年前创立起，从未随波逐流。“我们一直是在引领读者，而不是迎合读者”，《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说，从创刊开始，《读书》与读者的关系就始终没有变，这与时代的变化无关，与编辑有关。

　　《读书》除外聘的两个具有学人背景的兼职主编外，专职编辑不过5人，25年来一直维持着这个小规模。吴彬介绍，目前《读书》以约稿为主，每个编辑手中至少掌握上百个作者资源，稿件的思路常常是在讨论和对话中间完成的，就像和朋友间的交流一样，这是《读书》的特色。

　　除了约稿，每个月《读书》收到的自发投稿约300篇左右。《读书》的稿酬不高，在业内只能够算中等；而且在大部分学院体制里，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不能算学术成果，用于评职称。尽管如此，作者们的热情还是很高。《读书》副主编李学军认为，给《读书》投稿的作者基本上属于确有话想说，而不是出于谋生的需要。

　　在《读书》发文章并不容易，稿件采纳与否的标准主要是有没有思想性，李学军说，文章即使没有提出全新的东西，也要有自己的思考，这些思考无所谓对还是不对，但要是你的一家之见，一己之得。此外，文笔也是要考虑的。

　　读书：申请增刊？

　　“《读书》从创刊起就是个人自费订阅的杂志，只是现在的市场化对利润增长的要求更高，对经营模式的要求也相应更专业化，”李学军说。

　　这与25年前《读书》创办者们最初完全不考虑市场的初衷相比，变化很大。

　　其实，如今《读书》的日子还很好过，每年实际发行收入在400万元左右，加上一些图书广告收入，利润十分可观。“《读书》从创办起就不是一本亏损的杂志”，李学军对此很自豪。

　　而《读书》目前的发行量稳定在每月10万份，远远领先于同类杂志，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这样发行规模的思想评论性刊物，也是罕见的。

　　李学军认为，虽然《读书》在赢利，但远远不能高枕无忧。因为如果没有新的经营理念和方式，就会落伍。而在市场经济的大形势下，像《读书》这类风格的杂志，10万册的发行数量几乎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如果要在发行市场有大的进展是比较难的，只有用另外的思路。编辑部也曾经酝酿申请增刊，在《读书》现有的风格上做推进，比如在精英知识分子之外，考虑做一本与《读书》品味相近，但可读性更强的杂志。

　　既要开拓经营新路，又要保持《读书》的品牌，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新一代《读书》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开始反思自己。

　　“公务员”版的《读书》

　　令《读书》编辑部难堪的是，酝酿已久的增刊尚未出生，另一本《读书》的“中国公务员”版却横空出世。

　　2004年3月，《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看到了同样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增刊。这本从国际标准刊号、国内标准刊号、邮发代号均与《读书》杂志完全相同的《读书·中国公务员》，不仅内容与《读书》相去甚远，甚至连刊物的开本也都完全不同，但在封面的侧上方有“读书”两个字。这是三联书店在《读书》编辑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增刊专版”的名义，承包给别人做的。李学军表示，《读书》公务员版完全不是《读书》的风格，不是他们追求的方向。

　　吴彬曾设法买到了这本杂志，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读书》公务员版2004年1月出版，总共出了三期，3月份被举报后叫停。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接受采访说，“将《读书》刊号的一半承包给一个个体户，这对三联人来说是匪夷所思，是亵渎，是太不了解《读书》的分量了。”

　　虽然，这本杂志的实际发行量不大，但它在封面上打着《读书》的字样，令许多知识分子颇感不安。

　　吴彬介绍，《纽约时报》有书评，法国有《读书》，但这些品牌并没有因从事商业活动而搞破坏性开发。她把《读书》公务员版的出版比做“自毁长城”。

　　对此事，《读书》的上级主管领导，对纷沓而来的批评一直保持沉默。自2002年上任后，他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措施，虽然也遭到人们反对，但从来没有像外包《读书》事件这样，引发如此大的风浪。他用疲惫的声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只能努力做事，现在还不是说话的时候。

　　李学军说，未来，《读书》还面临太多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