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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8.9亿到23亿，“鸟巢”预算令外界目眩的数字变化，并不能全然勾勒出争论的始末和意义所在。已经可以观察到，整个奥运场馆建设计划正在被全面检讨，更多的变化将会接踵而来
本刊记者/刘溜 刘英丽 袁奇
2004年5月23日，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厅的坍塌，惊动了万里之外的中国。
5月30日，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市委书记刘淇发问：“(鸟巢)在安全上，到底有没有问题？”
“在场专家表达了高度的担心。”一位与会者对本刊记者回忆。
受邀参会的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沈世钊，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总结构师葛家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吴学敏，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国家体育场设计顾问陈福生等国内知名建筑专家。
此时，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会场的国家体育场，已在京北破土动工7个月，有1800多根长38.3米、直径近1米的桩已被打入地下，按原来的计划，到2006年底，这里将搭建出一个巨大的白色“鸟巢”。
在这次会议上，刘淇强调，应停止原来抢工期的做法，必须确保安全，推迟工期也没关系。
两个月后的7月30日，“鸟巢”悄然停工。但暂停显然并非全然因为确保安全——这个此前被报道为“获得一致好评”的恢宏建筑，突然被卷入一场争论之中。
事实上，争论早已在暗地里持续，只是在7月初的“院士上书”事发前，外界仍难知其详。
当突然间所有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对“鸟巢”方案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一度备受推崇的设计转眼间成为“众矢之的”之际，“鸟巢”之争更深的意义和背景，反而被淹没在口水和纷攘之中。
“革命家”与“改良者”
围绕“鸟巢”的争论，终于在2004年8月初告一段落。一个将“鸟巢”开启式屋顶取消，并把顶部开口放大的方案最终通过专家评审。“瘦身”后的预算，终于接近了23亿这个数字。
在曾任“鸟巢”设计方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公司中方顾问艾未未的记忆中，“23亿”这个数字的提出是在去年。
2003年11月，中央曾派出一个专家组，对“鸟巢”设计方案做可行性分析，重新评估鸟巢方案造价，评估的结果为22.67亿元即可完成。这个数字与7个月前方案选定时，瑞士赫尔佐格·德梅隆设计公司给出的38.9亿元预算相距甚远。
从38.9亿到23亿，令外界目眩的数字变化，并不能全然勾勒出争论的全部。
“主张推翻重建的专家是革命家，而我们是改良者”，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钢结构专家董聪说。
在“鸟巢”开工之日前，“推倒重来”的呼声就未曾断绝。其中言辞最烈的“革命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外聘教授彭培根，他一直上书决策者，建议“干脆把瑞士方案枪毙”。
从去年3月开始——其时国家体育场方案尚未落定，董聪就受命组建“奥运场馆结构选型及优化设计关键技术”课题小组，负责对国家体育场和游泳中心进行结构优化。委托来自北京市科委。他从事此项工作的前提，是保持建筑外形和构件外廓尺寸不变。
不过，在当时，由于方案尚未选定，省钱并不是董聪的主要目标。但现在情势发生了变化。
虽然，彭的激烈方案被采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从广受赞誉到备受指责，“鸟巢”当前的确处境尴尬。
在北京市高层表示了安全担忧之后，国内建筑界的专家们空前活跃起来。6月5日，在一年一度的院士大会期间，中国工程学院土木、水利、建筑工程学部召开了“奥运情况通报”的会议，有院士要求以全体学部院士的名义上书国务院，直陈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设计中因求大、求新、求洋而带来的安全与浪费问题。
之后，该学部起草了《关于奥运主要场馆设计的具体建议和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两次会议的意见上递给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无论是“改革家”还是“改良者”，都对“鸟巢”提出了结构以及造价上的疑问。
一瘦再瘦的“鸟巢”
此前的“鸟巢”方案，造价为38.9亿元，用钢量高达13.6万吨，被指责为既昂贵又笨重。
不少专家指出，这一工程的主要问题是其外壳钢结构过于笨重，与现代大型体育建筑趋于轻巧的理念背道而驰。“主设计的问题导致一系列问题，一事不顺处处不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马国馨对此评价说。
7月5日，中国工程学院土木、水利、建筑工程学部再次召开“奥运建筑”专题讨论会，院士们在讨论中认为：如果“鸟巢”的外形不改变，要减少结构安全风险，主要办法在于取消移动屋顶，而且可减少1万多吨用钢量，节约4～6亿元。
更有建筑设计专业的院士指出，“鸟巢”的根本问题是自重过大，自重占到总重量的60%，按力学原理，体育建筑为防雨遮阳，需要的是“打一把伞”，以轻为好，而不是“顶一块钢板”。改进的办法有三：去掉活动屋顶，扩大开口，此为小改；二是中改，只保留原设计的“芯子”；三是大改，即买断原方案，推翻重来。该院士认为，大改才是上策。
“瘦身”的一个重点是“活动屋顶”，它曾是国家体育场设计招标的前置条件，也是“鸟巢”方案的得意之笔。
但在5月30日的会议上，活动屋顶也进入了讨论话题，一位专家说“加了盖子就像茶壶”，说得在场人员都笑了。
董聪解释说，“鸟巢”方案开始只是概念设计，设计方估算的用钢量只是个粗略计算，这中间就有很大的节俭空间。课题小组的任务就是根据实际情况优化结构构件的截面厚度，采取局部构造性增强等措施，为场馆进行整体的科学“瘦身”，以减轻结构自重。
与此同时，课题小组成功地将“鸟巢”用钢量从13.6万吨“瘦身”至5.3万吨——仅此一项，整个工程的费用将节省8亿元左右。
目前课题小组正在着手做的是，通过更加细致的优化设计，“鸟巢”结构用钢量可进一步降至4.8万吨。如果将主结构的钢材提高一个强度等级，“鸟巢”的结构用钢量可降低至4.2万吨，此举又可省下1.1亿元。
7月9日，北京市发改委再次召集专家，就“鸟巢”修改方案进行讨论，此时政府已接受“去顶”提议，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提供了3个具体实施方案，专家们确定了其中的一个——体育场的开口由1万平米扩大到2万平米，用钢量由此减少1万吨。
“鸟巢”瘦身有了显著的效果，然而葛家琪并不满足于此：“如果勤俭就只是砍顶，那也太简单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使构造更加合理，投资再省一半都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目前“鸟巢”的造价仍然过于昂贵，按设计的8万固定座位计算，每座要4万元，远远高于建于2001年的广东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每座1.87万元。在国外的人工和管理费用高得多的情况下，悉尼的8万观众体育场，其造价也不过每座3万元。专家们认为，“鸟巢”还有“瘦身”的余地。
方案调整一般要在施工之前解决掉，最迟也要赶在地面施工之前，“等出地面后再调就麻烦了”，董聪说。
更大范围的“瘦身”
“鸟巢”仅仅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更大规模的调整与瘦身，其他奥运场馆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常与“鸟巢”相提并论的“水立方”首当其冲，甚至存在拆除重建的危险。
“‘水立方’可以改进的地方比‘鸟巢’要多得多”，董聪告诉本刊记者：“从去年年底开始，课题小组开始启动对‘水立方’的优化工作，如今已将其用钢量从4900吨减至4300吨。”
陈肇元也指出，“水立方”的钢结构不符合力学原则，不论是在这一点还是其他方面，“水立方”比“鸟巢”的情况更糟。
“‘水立方’在结构方案上存在着拆除重建的风险”，更严厉的说法来自中国工程院的《意见》，它认为，与“鸟巢”一样，“水立方”也采用了ETFE(乙烯四氟乙烯聚合物)薄膜。这种薄膜中国无法生产，其价格高达每平方米2000元左右。“水立方”总面积为12万平方米的ETFE气枕，造价至少要2.5亿元，占总造价的30%。
不过，“水立方”外方设计单位澳大利亚PTW公司建筑师John Biomon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尽管整体建筑的关键部分所采用的ETFE量很大，这在成本中也有所反映，但估计占整个造价的20%。
“鸟巢”和“水立方”选择ETFE薄膜是因为它的透光性好，可以透过10%～15%的光线，而室内游泳比赛为防止运动员仰泳时出现眩光，是不允许有室外的顶光的。而且ETFE薄膜的隔音效果非常差，进入游泳中心的噪音最高可达80分贝，这是允许噪音量的近3倍。
John Biomon承认，噪音问题确实存在，目前仍没有找到很好的技术处理办法。
为此，需要在“水立方”屋顶的内外两层气枕之间设置隔声和遮光的吊顶，但如此一来，ETFE薄膜原有的10%～15%的透光效果几乎被抵消，昂贵的薄膜形同虚设。
《意见》提出最好将屋盖上6万多平方米的气枕取消，代之以更为实用的材料，“如果方案现在不调整，等到使用过程中发现屋面的ETFE气枕不实用而必须改为其他屋面材料，则目前所有其他材料都比ETFE塑料薄膜重，到时就必须将整个结构拆除重建。”
面对专家的质疑，John Biomon指出，世界上已经采用过这种材料的建筑(比如慕尼黑体育场)可以证实，“ETFE不但是一种合适的材料，而且还完全符合设计中‘晶莹气泡’的概念，可以为北京奥运塑造实用而美观的建筑。”
“我们目前还没有得到北京政府打算修改工程建筑工艺的消息，重新评估已经完成并且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水立方’的建设仍在按照评估的内容继续进行”，John Biomon说。
事情没有John Biomon说的这么轻松，围绕着“水立方”的论证和意见仍在继续。《意见》中指出，“游泳馆的投资是海外华侨捐资的，任何考虑不周都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水立方’的技术方案和运行方案都必须慎之又慎”。
除“鸟巢”和“水立方”外，另一标志性建筑——五棵松篮球馆的原方案已经得到修改。
不仅如此，目前北京奥组委正在对整个场馆项目进行重新评估。重新评估的实质是一次重新定位：一是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二是设计标准是否符合实际，三是赛后如何利用。
可以想见，一场更大的奥运场馆“瘦身运动”正在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