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20日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著作，是中共的重要历史性文献。日前，《解放日报》对小平同志点名编辑这一著作的三位负责人进行了采访并撰写了详细的采访记录。

　　这篇采访记录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在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下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全过程，对邓小平理论的精粹多有阐述。

　　三位受访者

：郑必坚-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理事长

　　龚育之-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现任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逄先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回忆这段历史让人激动

　　郑必坚：编辑邓选，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工作，是作者亲自主持、许多领导人关心和参与、交由党的专门机构和指定人员来完成的重大任务，不是哪几个编辑人员的功劳。但是，就有幸直接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来说，这段回忆确实又有特殊亲切感。很兴奋，又很严肃,富有教益,并且新鲜如昨，虽然已经过去了十一年。

　　龚育之：“十一年”那是说的第三卷。从开始编邓选算起，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

　　逄先知：这件工作的确是由小平同志亲自指导，在中央领导下集体努力的成果。历时很久，参与编辑的人员前后也有许多变动。我一直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有幸自始至终参与其事。回忆这段经历是很令人激动的。

　　

小平同志同邓选第三卷编辑人员合影

　　记者：小平同志不是还邀请你们到他家里，同他一起合影，留作纪念吗？

　　郑：邓选第三卷编成两个多月后，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九日那天，小平同志下午就要坐火车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了。早晨起来，临时决定：就在今天上午，找参加编辑邓选第三卷的同志来照个像吧。

　　记者：听说当时小平同志还有题词。

　　逄：小平同志题词的原件，现在存档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室二十周年纪念时展出过。新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也记载了这件事：“12月9日上午，在住地接见参加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部分工作人员，并合影留念。在合影前，为郑必坚、逄先知、龚育之题词，肯定他们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所做的工作。”

　　小平同志的亲笔题词，对我们是极大的勉励。苍劲有力的粗笔字迹，写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信笺上。末尾署了“邓小平”的名字，还记了日期，年份原来写成一九九四年，发觉错了，又把“四”字改为“三”字。

　　记者：请谈谈合影的情况。

　　郑：那天一上班，得到通知，我立即赶往文献研究室，会齐有关同志，前往小平同志家。

　　逄：我得到通知时，正在国家安全部作报告，介绍邓选第三卷，刚刚开了个头。立即向大家道歉，把报告停了下来，由安全部派警车，用最快的速度，把我送回文献研究室，同必坚同志和文献室参加邓选第三卷编辑工作的同志一道，赶往小平同志家。

　　龚：我运气不好。那时正在海南开会，海天遥隔，通知不到，也赶不回来，失去了同小平同志合影的这次机会，真是感到遗憾！

　　记者：真是历史的遗憾。

　　龚：个人的遗憾。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小平同志的著作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定出版，这就没有遗憾了。至于照相缺了谁，有了谁，甚至参加编辑的是张三，还是李四，那是没有什么的。

　　

邓选的编辑是怎样提出来的？

　　记者：言归正传，请你们谈谈小平同志指导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情况吧。

　　龚：小平同志题写的那几行字，说的是“邓选，特别是选集的第三卷”。我想，在详细谈第三卷的编辑情况之前，还可以简单谈谈以前出版的那两卷邓选的情况。

　　记者：好的。

　　龚：《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是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选到十二大开幕词为止。从时间说，是从后头编起，从近作编起，以前的著作以后再说。

　　记者：为什么从后头编起？

　　龚：这就要从我们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变化谈起了。原来有个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和它的办公室，一九八○年四月成立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那个办公室改名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不只是改变了名称，工作内容也有了变化。一是从只编毛泽东著作，扩大为编毛、周、刘、朱、任等诸位领袖人物的著作，二是从只编党的历史文献，转变到也编党的当代文献。

　　记者：编邓选就是编当代文献的开始吧。

　　龚：编当代文献从编《三中全会以来》开始。选编和汇编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召开以前的党的重要文献。其中《选编》收了邓小平文献十六篇，《汇编》收了二十四篇，这就为编邓选准备了一个基础。

　　逄：文献室建室伊始，就开始了邓小平讲话、谈话和文章的收集工作。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在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就提出，计划由近及远，先编辑小平同志近年的著作。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中宣部摘报了山东平阴铅厂王允恭同志建议中央尽快编辑出版《邓小平选集》的来信。九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在摘报上批道：“请力群同志指定人开始编辑和加工，待到有了一个眉目，再请示小平同志并中央常委作决定。”力群同志批道：“已经得到小平同志同意，初步提出选目，准备讨论。”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耀邦又批转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局摘报的一封要求出邓选的群众来信，请乔木、任重、力群考虑。力群二十二日批转文献研究室李琦同志，李琦在此件上批道：“即送龚、逄阅后转综合组同志阅。”

　　龚：我们阅后建议：把要求出邓选的来信，集中起来，摘编一个综合材料，在文献室的内部刊物《文献与研究》上登载。这个过程说明，中央和群众想到一块了。

　　记者：你们三位都参加了这一卷邓选的编辑工作了吧？

　　郑：我没有参加。

　　龚：必坚原来也在毛著编办和文献室工作，后来在参加历史决议起草期间，调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到耀邦同志那里去工作了。乔木同志兼文献室的第一任主任，李琦同志协助他主持室的工作，当然把编邓选当作室的一项主要任务。我那时已任毛著编办和后来的文献室的副主任，虽然中央交办的室外任务占去很多时间，编邓选还是参与了不少。老逄那时候担任文献室副主任了吗？他是全力以赴编邓选的。

　　逄：我当副主任是一九八二年。李琦同志和我同文献室综合组的同志一起编邓选。我们从各种渠道搜集材料，主要是中央档案馆，还有许多材料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力群同志那里提供的。比如，邓同王震、力群的谈话，邓关于起草历史决议的多次谈话，等等。

　　记者：这一卷邓选，从什么时候的著作收起？有什么考虑？

　　龚：最后决定：从一九七五年的著作收起。道理很简单，从这时起，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接着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嘛。也考虑过从一九七四年在联合国大会讲话选起，最后还是觉得从一九七五年选起更好。

　　逄：从一九七五年编起，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这个时期邓的许多讲话，反映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这对于理解后来他指导全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有重要意义。小平同志就曾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

　　在刚编邓选的时候，是决定不作注释的。乔木同志看了送审稿，说不行，邓选也要作注释，而且要像毛选那样作详细的注释。有些政治性、思想性比较强的注释，就是他提出并经他修改定稿的。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李琦、老龚和我给乔木并小平同志报告，编辑工作已经完成。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的出版

　　记者：邓选这一卷出来，影响很大。

　　逄：全党全国学习，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论述文章。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龚：这部书内容丰富、深刻，而超乎具体内容之上的是，它代表着一九七五年以来党的正确领导，表现出重大历史关头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勇气。

　　逄：他一九七八年发表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十五大把它称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一篇开辟历史新时期指出新道路的宣言书。

　　龚：这一篇在收入《三中全会以来》时，题注只有一句话：“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编入邓选时，我们考虑这个题注分量不够，又加了两句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记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勇气，表现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龚：表现在一九七五年不怕再一次被打倒，横下一条心搞整顿的时候；表现在一九七七年复出，在做官和做事两种态度当中，作出勇敢的负责的选择的时候；表现在敢于冲破长时期个人崇拜的禁锢，敢于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还表现在敢于和善于顶住国内外党内外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思想潮流，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维护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的指导作用的时候。

　　

十二大以后的邓小平著作，及时编出了小册子

　　记者：邓选这一卷出版以后，接下去的编辑工作怎么做？

　　逄：接着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十二大以后往下编、编更近的著作，一个是返回去往前编、编早年的著作。

　　龚：已经出版的那一卷邓选，在帮助干部和群众了解党现在的路线和政策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及时出版汇集近期的邓小平文章、讲话和谈话的政治意义。不能等到十年八年以后积累多了再来出整卷的邓选。于是，文献室在一九八四年就编辑出版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收入一九八二年十二大以后到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之间的邓小平重要讲话和谈话二十二篇。

　　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文献室的送审报告上批示：“同意”。一九八五年八月他会见穆加贝时说：“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可见他很重视这本小册子。后来，力群同志提出，再增补一些文稿出个增订本，并说此事已报小平同志同意。

　　龚：一九八七年二月，要准备召开十三大，就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的增订本，增收了二十二篇，总共四十四篇。临到十三大快要召开了，邓小平又有若干次重要谈话，我们又赶着出版了《邓小平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

　　逄：以后我们又编过一九八七年七月以后的重要谈话。考虑到这样接连出下去，会影响将来邓选第三卷的出版，于是决定编而不出。

　　记者：已经出版的这几本小册子的意义在哪里？

　　龚：小册子虽小，意义却不小。在国内，从一个方面为十三大的准备和贯彻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在国外，为帮助人们了解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简明的读物。

　　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外文本，就题为《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我认为，这些小册子的出版，以及编而不出的那些稿件的搜集和整理，为后来编第三卷作了一定的准备。

　　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内外影响的迅速扩大，文献室将邓小平研究小组从综合组分出来，充实力量，于一九八八年二月成立了与毛泽东研究组、周恩来研究组等相并列的邓小平研究组，把邓小平著作的编辑和邓小平思想生平的研究放到文献室工作的突出地位。

　　龚：一九八八年春，我从文献室调到中宣部，编邓选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返回去往后编，编成了邓选第一卷

　　逄：返回去编，就是编一九七五年以前的著作。从哪一年的著作编起？最后确定从一九三八年选起，选到一九六五年为止。

　　记者：为什么从一九三八年选起？

　　逄：开始曾考虑以一九三一年的《七军工作报告》开卷。那篇报告主要是记述事实经过，史料价值很高，但作为供学习用的邓选的开卷篇，不很理想。最后就选了一九三八年写的一篇讲军队政治工作的，当时邓已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记者：为什么选到一九六五年为止，而不是同已经出的那一卷接起来，选到一九七四年？

　　逄：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来，小平同志就被打倒了嘛！

　　记者：编辑这一卷时，小平同志有过什么指示？

　　逄：这一卷的文稿，小平同志是逐篇审阅的。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审定完全部文稿后，让王瑞林同志转告文献室三点意见：一、我看了，内容可以。二、《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这个讲话，是就当时的情况讲的。当时我党同国民党的摩擦主要在晋冀鲁豫地区。这篇讲话要作大的删节，删去一半。删后我不看了。三、有十几篇讲话都是口语性的，文字上再加点工。不用大改，改一两个字就可以了，就顺了。改后我也不看了。按照这三点意见，文献室对全部文稿又作了认真校订。《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那一篇，经过再三斟酌，认为不选为宜。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一日，文献室把这一想法和文选的出版说明报送小平同志。一月十三日，小平同志让王瑞林转告文献室：出版说明写得比较好，提到各个历史时期。同意《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不收入文选。

　　在编辑过程中，凡是向小平同志请示的问题，都得到明确的答复。许多共同署名的军事电报，或以党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只存了抄件，没法判断哪些是小平同志写的。只好问小平同志自己。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小平同志在我们送去请他鉴定的稿件上一一作了批示。或者批：“这是我写的”；或者批：“这不是我写的”。对红七军的报告，批：“是我在上海写的”。对在大别山的一组电报，批：“有我写的，也有是刘、李写的”。刘指刘伯承；李指李达。对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总结，批：“多半是我写的，记不清了”。对京沪杭作战纲要，批：“是我写的，还有一个渡江作战命令是我写的。”

　　

新一卷邓选编辑任务的提出和确定

　　记者：邓选第三卷的编辑任务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郑：据我所知，实际上在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稿整理完成的时候，大约是三月间，小平同志就在一次谈话中提了出来。当时指的是邓选的新一卷，后来称为第三卷。

　　记者：龚育之同志那一年四月在《解放日报》发表长文，呼吁出邓选新的一卷。你那时知道准备编辑第三卷了吗？

　　龚：不知道。必坚所说的情况我当时不知道。我那篇长文是一九九一年国庆节后开始写的。那时我已经从中宣部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重新学习邓小平著作很有必要。我重读了邓选已经出版的两卷和那几本小册子，还请中宣部资料室的同志把所有关于邓小平著作、讲话、谈话、报道的剪报都拿给我看。我读到了许多没有收进邓选和那些小册子的文章和报道，注意到许多过去没有注意到的重要论点，比如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等等。我决定整理出一篇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学习班上作过一篇长篇报告，三月整理出来，适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党内印发，据它作了一些增补。曾经交给一个内部刊物。他们说，太长了。没有登。两会期间，你老狄找我约稿，我说有篇长稿，你们能登吗？你拿去不久，告诉我，全文登！

　　记者：《解放日报》用了三天时间连载。

　　龚：四月十六、十七、十八三天，用四个整版连载。这是少有的编法。我要感谢你们呐！

　　记者：是我们《解放日报》要感谢你的支持。

　　龚：我在那篇文章里呼吁：“如果能够快一点把《邓小平文选(一九八二——一九九二年)》编辑出版，而且编得尽可能完备一些，不遗漏重要的东西，该多好啊。这是许多读者的迫切希望。”

　　记者：第三卷的编辑工作这时就开始了吗？

　　郑：南方谈话整理出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了文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非常重视。三月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这篇谈话，还不同寻常地发了会议公报，并且决定以南方谈话为十四大的指导思想，着手起草十四大报告。十四大报告三大决策，一是加快发展，二是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三是提出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这个庄严任务一提出，编辑邓选第三卷的工作就显得更迫切了。

　　十四大开完之后，小平同志办公室王瑞林同志同我商量编辑邓选第三卷的事。不久，正式通知，决定编辑邓选第三卷的工作由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三位同志负责，并组成一个加上文献室若干同志的精干的编辑组。

　　逄：从文献室的工作来说，一九九○年四月室委会作出决定，并制订了编辑邓选第三卷的工作计划。记得十四大闭幕那天，碰到王瑞林同志，向他提出出版邓选第三卷的问题，我说文献室已经作了些准备。他答应考虑考虑。十二月三日，王瑞林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们送去两套邓选第三卷整理好的文稿，准备找两个人同小平同志一起读。他说：“现在有时间了，是个机会，准备明年春节就读。”过了几天，十二月八日，又给我打电话，说：“邓选第三本先由郑必坚、龚育之和你过一遍，然后分批送小平同志审阅，由郑必坚主持。”当天，我告诉必坚，文献室正在准备，加上新添的文章，共八十七篇，二十万字。十号星期四上午，我们三个人在中宣部必坚的办公室商议，决定从下周起，到中南海八十一号警卫局大楼集中工作。如果说以前的各种工作都属于准备，那么这要算是邓选第三卷编辑工作的正式开始。

　　记者：你们那时的职务是……

　　郑：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

　　逄：我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龚：我赋闲。

　　郑：老龚还是中宣部原副部长嘛。从十二月十四日起，我们三个人集中在警卫局大楼的几间屋子里，全力以赴地编辑起邓选第三卷来。

　　逄：毛家湾文献室里还有一些同志在继续做基础性的搜集材料和初步挑选、加工及注释工作。潘荣庭、汪作玲、冷溶，在毛家湾管这一摊事，有些稿子他们三人也来同我们一起讨论整理。

　　

小平同志对第三卷编辑的高要求

　　记者：请你们详细谈谈邓选第三卷的编辑过程。

　　郑：我们三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仔细阅读初选出来的稿子，进行认真的比较和挑选，提出进一步补充收集的要求，并且着手对选出来的篇目进行文字整理。这些篇目，有三类情况。一类是曾经公开发表过的文章、讲话和谈话，包括收进文献室公开出版的那几本小册子里的，也包括收进另外的公开出版物里的；一类是未曾公开发表但在党内不同范围印发过的；一类是在党内很小范围的谈话，连党内很小范围也没有印发过，只有记录稿的(这些大多是邓办陆续提供的)。对于已经发表过的文稿，如何整理，我们拿不大稳。于是，列了一部分选出的篇目，挑出不同类型的几篇，试作整理，对已经发表过的篇目，或完全不动，或基本不动，报送小平同志，听听他的意见。

　　记者：小平同志的意见怎样？

　　郑：五月四日小平同志的意见回来了。他看了题目和前面的三篇。说：这部分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要仔细推敲。现在有些东西没有理清楚，看起来费劲，那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本本，大概占三分之一，文字上要下功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

　　龚：这样就明确了：不但没有发表过的，就是已经发表过的，收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小册子里的，都要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高标准在编辑整理上重新进行加工。这样工作量当然更大了，但编辑质量肯定比过去会有提高。

　　就第三卷的编辑写给小平同志的第一次报告

　　郑：根据小平同志这个指示，我们重新整理了三篇不同情况的文稿，在忠实于原意的前提下，作了较多的文字整理，并根据原始记录恢复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同时删去一些过于具体的东西，送小平同志审阅。为此，三人给小平同志写了第一次报告。

　　小平同志：根据您上次看了文稿后的指示，我们认真研究了四篇文稿(包括您上次看过的头三篇)，对其中的三篇作了较大的文字加工。

　　一、十二大开幕词，我们考虑，就按原来的发表稿，不作改动。因为这篇不是讲话记录，而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成稿，是公开发表的党代会上的郑重讲话，过去收入邓文选和“特色”小册子时又说明已经作者本人审定。

　　二、在顾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次整理稿比较前一次您看过的那个稿子有两方面的改进：一是删去了一些枝节的东西，二是推敲和完善了一些文句和逻辑。篇幅由四千字压到二千字。我们觉得，这样加工整理，讲话中的重要思想比较突出了，行文比较明快了。原来的稿子虽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大文献中公开发表过，但没有申明经作者审定。

　　三、《一心一意搞建设》(同金日成的谈话)，这是记录稿，没有发表过，这次也是删去枝节，推敲文字，比您上次看过的整理稿由二千五百字压到一千五百字。

　　四、另外还挑选了一篇收入“特色”小册子的重要文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日本人的谈话)。这一篇原来的文字整理确有一些逻辑不连贯、表达不清楚的地方，这次作了较大的加工。我们觉得，这样加工，有明显改进，改动都是在文字和条理方面，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更没有添加当时没有讲过的观点。虽然“特色”小册子的出版说明申明过文稿均经作者审定，现在又作了较大加工，看来还是必要的。是否妥当，请您指示。

　　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签名)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七日

　　龚：这个报告实际上为文稿整理工作制定了准则。“改动都是在文字和条理方面，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更没有添加当时没有讲过的观点。”这是党的领导人文稿整理工作历史经验的郑重总结。

　　至于报告中提到的四篇文稿中的三篇文稿的整理修改的具体情况，细心的读者对照着校读过去公开发表的文本和第三卷的文本，就会明白。从中可以知道，这些准则确实得到了忠实的遵守。

　　记者：这个报告得到了什么样的回音？

　　郑：二十六日上午小平同志看完了那几篇整理稿，说：这三篇都整理得很好，文字、内容、逻辑都很好。顾委会的讲话很好。第二篇(同金日成的谈话)改得重点突出了。第三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很好，历史情况讲清楚了。并且说：还可以放手一点嘛！

　　逄：讲到顾委会的讲话，还有一个背景：十二大设立的顾委，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一些同志没有思想准备，说事前没有打招呼。其实，顾委会一成立时的这篇讲话已经说清楚了，就是搞两届。

　　

第二次报告和一篇长注的由来

　　龚：有了这个回音，我们就放心了，也放手了。按此方针，我们又接着依时间顺序整理了八篇。六月九日，就这八篇文稿的情况和其中需要请示的几个问题，给小平同志写了第二次报告。

　　郑：六月十一日，小平同志把这八篇整理稿一口气读完，表示都满意，说：可以，就这么干。

　　逄：这八篇中有一篇《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邓选中第一次讲香港问题，内容很重要。一九八二年谈话的当时，双方商定不发表，因为中英谈判刚开始，中国收回香港的决策还没有宣布，非常敏感。现在，这些情况早已成为历史，我们认为可以在第三卷中发表。其中讲到如在过渡时期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这一点，在编第三卷时，香港还没有收回，仍有敏感性，但中国的这一态度已经众所周知。我们把这些想法写在报告中，向小平同志请示。小平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且指示：这篇文章要加一个长一点的、详细一点的注释。注释要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过程、谈判的主要点都反映出来，要写明中国的意见是撒切尔夫人及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表示接受了的。当时谈判谈得很细，谈到驻军的问题。我说，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表现的形式主要是驻军。后来又为一个很小的问题争了起来，就是双方今后在什么地方进行磋商。我说，可以在伦敦、北京、香港三个地方轮流进行。这些问题英方后来都表示接受了。所以，外国人说我敏锐。基本法也是在双方达成谅解和几个协议的基础上才搞成的，英国也同意了。可以把整个中英谈判的过程搞个备忘录，写嗦一点不要紧，找个合适的时机发表，配合当前的斗争。要让大家知道，是英方不守信义，我们是守信用的。这个问题可以做一篇好文章。

　　龚：这个长注，是请外事部门的同志帮助起草的，共两千七百多字，比这篇谈话的正文一千八百字还长，在党的文献编辑史上是不多见的。

　　郑：这一批稿子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中已经发表过的稿子，又根据原始记录，作了重要补充和重新整理。比如，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同宋平等同志的谈话，原已收入小册子。这次我们发现，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小平同志同宋平等同志还有一次内容相近的谈话，有些重要论述，特别是讲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我们把这些内容补充到十月十四日的文稿中去，在题注中作了说明。这篇文章经过补充，又删去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显得分量更重，文字更精炼。

　　龚：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这次送审的八篇中还有，以后送审的文稿中还有很多，就不一一细说了。

　　

“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

　　郑：第三次报告送审十三篇，是六月三十日送的。还有一个第三卷总目的草稿。七月七日，小平同志看完这批稿子和总目以后，说了几点意见：(一)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二)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三)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四)要加加班，速度快点，争取早点出。

　　龚：前三批共送审了二十五篇，从篇数上讲，也就略微超过全书的五分之一吧。但是，大概小平同志看了这三批稿子以后，对文字整理工作比较满意了。就催促进度，提出争取早出的要求了。

　　逄：这一批送审稿中有一篇特别短，就是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教育方针。“三面向”这样的概括，只出于本篇。

　　龚：这个概括算不算教育方针，是有过争论的。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教育的方针，而且意义不限于教育。后来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不是还把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同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相并列，作为两组互相补充的形容词，来规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吗？原来在小册子中就是把这个题词单独成篇的，这是颇为独特的编法，编正式的第三卷时沿用了这个编法。

　　郑：第四次报告是七月十日送的，共十一篇整理稿。这里面有新增的两篇，都是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

　　龚：这个重要提法在报纸上有过简单报道，在小册子中失收。我在文献室参与编小册子的工作，就没有注意到。

　　逄：这批整理稿中，还有一篇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原来已经在小册子中发表过，这次根据原始记录重新整理，补充了许多很重要的内容。一、恢复了同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题的有关内容。二、恢复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两个重要内容：以国民党当局为谈判对手，同时要广泛开展工作面；不轻易使用武力，但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战略考虑。

　　郑：今天重温这个话，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逄：还有：三、在讲到“共同开发”的地方，恢复了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的具体内容。四、恢复了关于雇工问题的一段话。

　　龚：还有一个“初稿”问题和“异端”问题。

　　记者：什么“初稿”问题？

　　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大家举手通过时，小平同志即席讲了几句话。大家听了，记得好像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初稿”这类的论断。但是，都记不大准。我们觉得重要，想去查录音，后来在会议简报上查出了当时印出的原话：“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个评价很有分量，想编进第三卷，独立成篇又显得零碎，大家主张把它加到第三天在中顾委的这篇讲话中。所以在整理这篇讲话中加了一句：“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小平同志同意了这个挪动。

　　记者：“异端”问题呢？

　　龚：小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过去收进小册子时，最后这“会被看作异端”几个字，没有发表。在第三卷整理稿中，恢复了原样。

　　郑：七月二十二日送上第五次报告，十六篇整理稿。这次向小平同志报告的情况中，有两篇值得说一说。一篇是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小册子中用的是简述内容的新闻稿，这次收入第三卷，按记录稿重新整理，其中明确指出并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二是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原来“一条线”的战略。这两个转变十分重要。

　　还有一篇就是同穆加贝的谈话，按记录稿增补了一段话：“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龚：这样两句话，真是观察透辟，言简意赅。

　　除了这两篇以外，还有一篇，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也值得说一说。这是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谈话时，对所提问题的回答，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谈话内容的简短消息。这些谈话对了解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及其演变过程，是很重要的。收进第三卷，不仅弥补了过去小册子失收的一个缺憾，而且内容也比当时报上登的简短消息丰富多了，准确多了。

　　郑：七月三十日送上第六次报告，七篇整理稿。这批整理稿中也有一篇讲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文章。这是一篇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在党内印发，只是极小范围谈话的记录稿。十三大准备过程中，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内容之一就是谈：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龚：十三大报告中就不再讲计划经济为主，而是讲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郑：八月四日送第七次报告，八篇整理稿。八月七日小平同志看完这批文稿后说：工作还要加快些。

　　逄：据说，在小平同志那里，一小时读八千字，一次读一个半小时。

　　郑：我们连续加班加点，又是大热天，警卫局大楼那时没有空调，我们汗流浃背，光着膀子干活。

　　八月九日送第八次报告，五篇整理稿。八月十二日送第九次报告，七篇整理稿。八月十六日送上第十次报告，九篇整理稿。

　　龚：其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篇，集纳了两段文字。

　　一段是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同胡萨克的谈话，一段是九月十二日听价格和工资改革汇报时的谈话。后面这次谈话，已在《邓小平论教育》中发表过。其中说：“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由此，就想到要把同胡萨克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也编进来。可是没有想到，把外事部门提供的同胡萨克谈话的记录全文找来，里边却没有这样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小平同志记错了？几天前讲过的事，一般不会记错呀！我们要求文献室的同志同外事部门的同志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清楚了。小平同志同胡萨克的正式会谈，的确没有讲这个话，所以记录上没有，但是会谈后宴请胡萨克，还谈了不少话，这些话，十分敬业的翻译同志也记下来了，登在接待简报上。根据这份简报，整理出这篇集纳稿的第一段话。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概括，小平同志表达这个新概括的文献，这下就整理得比较完整了。

　　郑：八月十七日读完文稿后，小平同志说：我主要看能不能连贯起来。这是一本比较好的书，没有空话，要快出。

　　逄：八月十九日送上第十一次报告，六篇文稿。其中有两篇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一篇是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另一篇是同年三月六日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小平同志在几天前的一次谈话《中国不允许乱》。

　　八月二十三日送上两次报告：第十二次报告，五篇文稿，第十三次报告，八篇文稿。这两批文稿中，有好几篇是同中央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第一次公开发表。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位深受中国人民崇敬的老共产党员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和执着：“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郑：八月二十四日读完整理稿后，小平同志说：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逄：八月二十五日，送上第十四次报告，是最后一批文稿，共九篇。这里也有很多重要观点。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现在中国局势稳定，一个是由于坚持社会主义，一点也不动摇；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最后一篇，南方谈话，谁都知道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系统的总结和阐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郑：九月三日审完最后一批整理稿。小平同志很高兴，说了四个字：“大功告成！”并且说：结尾不错！这是指南方谈话也即全书的最后一段话：“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

　　郑：九月二十三日向小平同志报送了关于邓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的总结性报告，汇报了送中央常委和其他有关同志征求意见的结果。报告中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在您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全部文稿的正文和题注分十四批报送，已经您逐篇审阅。”“邓选第三卷拟定于十一月十日出版，届时在全国各地同时发行。”“从明年起，将前两卷加以校订增补，出第二版。”在这篇报告上，小平同志亲笔批示：“我都同意。邓小平1993年9月27日”

　　龚：所以，第三卷的出版说明，署的日期就是这一天。

　　郑：当时小平同志说：算完成了一件事。还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龚：这也就是南方谈话反复强调的：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郑：不仅在南方谈话中，而且在整个第三卷中，小平同志都非常重视这个坚持路线不动摇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关心的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泽民同志当选为总书记后发表讲话时就说过：“这次中央领导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龚：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

　　逄：在十四大，泽民同志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四年，又说：“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

　　龚：这更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讲坛上的极其郑重的宣告。

　　郑：最重要的还不在宣告，而在实践。

　　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毫不动摇、一以贯之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龚：后来又提出政治文明，三大文明一起抓。

　　郑：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学习、贯彻、坚持、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

　　龚：“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不仅是小平同志对后代的嘱托，而且已经化为全党的自觉，必将化为百年的自觉。

　　

小平同志怎样评价邓选第三卷

　　逄：第三卷编定，共收入文稿一百一十九篇，二十八万字，比原来准备的八十七篇、二十万字，篇数增加超过三分之一，篇幅增大也超过三分之一，文稿整理工作做得更精细，编辑质量显著提高了。

　　记者：小平同志怎样评价他这部著作？

　　郑：小平同志自己的评价，就体现在他指导编这个著作时说过的许多意见中。而且是总体评价，很需要认真领会。这里仅举三例，稍为多说几句。

　　记者：请展开讲。

　　郑：头一个例子，关于邓选第三卷的开卷篇和终卷篇的确定。十二大开幕词第一次向全世界郑重宣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同意把这一篇移过来，作为第三卷的开卷篇，这实质上是鲜明地提示了第三卷的特殊重要性，就在于这一卷所反映的，是在我们党全面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阶段上，小平同志的理论和战略思考的最新发展和最新成果。至于第三卷的终卷篇确定为南方谈话，也有重要涵义。这篇谈话，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正如十五大所指出，南方谈话是继小平同志一九七八年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之后的，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实际上，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之后还曾有几次谈话并已公开报道，但他经过考虑还是确定：“编到南方谈话为止”，并且说：“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所以，第三卷的这一头一尾的确定，应当说是表达了小平同志本人对第三卷的历史定位和历史评价。

　　记者：讲得好。

　　郑：第二个例子，关于“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小平同志这段话，实质上可以说是从战略思维和精神境界的高度，对第三卷的重要评价。通观第三卷，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一定要着眼大局。什么大局呢？两个大局：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从国际大局的分析，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真正的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从国内大局的分析，得出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两方面的分析当然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关于这两个大局的分析的基础上，小平同志大大深化了关于抓住机遇的战略思想，大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又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鲜明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并且在一九九○年四月同外宾谈话时鲜明指出，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可见这个大局观念，贯穿理论和战略，贯穿对内和对外，贯穿对现在和对未来，真正是贯穿全篇啊！

　　我还有这样一点体会，小平同志关于不是从小角度而是从大局着眼的提示，实际上是他毕生立身行事和精神境界的一个提炼和概括，一个极朴实极深刻极富有教育意义的提炼和概括。

　　记者：讲得深刻。

　　郑：第三个例子，关于“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和“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我们大家都会清楚理解，小平同志之所以如此重视第三卷，中心意思就在这里。

　　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第三卷的亲历，还使我想到，像小平同志这样一位代表了时代的伟大人物，以八十九岁的高龄，在伏暑盛夏的时节，亲身投入编审工作，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过细，终于完成了一部具有重大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的理论著作，把它作为“政治交代”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这种情形，古往今来，恐怕也是罕见的吧！

　　

党中央怎样部署学习邓选第三卷

　　记者：请谈谈邓选第三卷出版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了哪些部署。

　　郑：作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头一项部署，就是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布了《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第二项部署，就是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理论研讨班。

　　龚：这个研讨班一共举办了四期，全国各省区市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轮流参加了。第一期举办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已经编定，还没有正式出版，大家读的还是清样本，后面几期则是在书公开出版发行之后。

　　郑：在这些班上，我向全体学员详细传达了小平同志指导我们编邓选时的指示。

　　每一期研究班，江泽民同志和其他中央常委都直接听取学员的学习汇报，泽民同志作重要讲话。

　　记者：还记得吗？那时我到中央党校去采访，你们正在办研讨班和做第三卷出版的收尾工作。我还给你们三人照了一张挺不错的工作照呢。

　　逄：记得，我还保存着呢。

　　郑：第三项部署，是党中央组织了学习邓选第三卷的报告会，泽民同志作了报告。

　　逄：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报告。它对邓选第三卷的意义作了很朴实又很深刻的概括：“一九八二年以来的这十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十年，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进、不断积累经验的十年，也是经历了国内风波和国际局势巨大变动的十年。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就是这十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

　　龚：它鲜明地概括了邓选第三卷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它生动地刻画了小平同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品格，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些，差不多已成为对小平同志思想和风格的经典性概括。

　　郑：往下的部署，就要数一九九五年五月中央印发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通知。《学习纲要》，是学习邓选第三卷的重要辅助材料。这样，在全党全国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掀起了学习邓选第三卷的热潮。

　　逄：在这之前和之后，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还召开过几次全国性的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讨会，也应该算是一项部署。至于报刊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那更是不可胜数了。

　　记者：第三卷公开出版以后，你们三人写了一篇《新一卷〈邓小平文选〉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人民日报》登了，我们《解放日报》也登了，全国许多报纸都登了。

　　龚：我们那篇文章，开头一段话，说：一篇谈话，一九九二年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一个大会，一九九二年十月党的十四大；一部书，现在出版的新一卷《邓小平文选》。

　　三件大事，连为一体，已经、正在并且必将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发生深远的影响。

　　逄：这不光是我们的观察和评论，也表达了当时政界和学界许多人的观察和评论。

　　记者：十年后，回头来看，此言不虚。

　　龚：再过十年，二十年，历史仍将证明此言不虚。

　　

邓选第一卷第二卷的修订

　　逄：第二年，邓选的前两卷，经过增订出了新版，并被称为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一卷补了四篇，主要是小平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的讲话。第二卷增补的就多了，当时文献室邓组的全体同志将本室保存的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的全部邓文稿彻底普查了一遍，一道一道地挑选，最后选出十四篇。这一卷从出第一版到出第二版，时隔十年。这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当然也包括参加增订工作的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大大提高了，理解也深刻得多了。经过重新普查发现，小平同志的许多重要观点，早在改革初期就提出来了，比如“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的奋斗目标，“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总之，这次增补，正如第二版出版说明所指出的：“对作者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已经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重要思想，作了比较充分的反映。”

　　龚：最重要的增补，我看是第二卷增加的一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一九七九年同外宾的一次谈话。有了这一篇，又有了第三卷中补充进来的一九八五年同外宾的谈话，一九八七年初同党内高层的谈话，一九九○年底同党内高层的谈话，一九九一年初上海谈话，然后到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观点，其由来和发展的历史线索，就完全清楚了。

　　郑：一九七九年那篇谈话，当时印过内部文件，没有引起注意。一九八五年那篇谈话，当时见过报纸，也没有引起注意。以后那几篇，或者没有传达，或者口头传达了而没有书面稿子。直到南方谈话，党中央正式发了党内文件，才使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为全党所共知。

　　龚：南方谈话后，在准备十四大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日到中央党校作过一个通气的报告，介绍了当时党内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三种主张，而他则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提法。他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也和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赞成，要由十四大最后确定。六月十二日，泽民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赞成这个提法，并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小平同志还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一个主题了。

　　逄：十四大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央委员会报告的郑重形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从小平同志逝世到百岁诞辰《邓小平年谱》出版

　　郑：一九九七年初，十五大报告正准备起草。这时，小平同志病危，不久与世长辞。准备治丧的期间，我们三人又聚到警卫局大楼，在悼念中紧张地工作了一段时间。

　　龚：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央在追悼会上致了悼词。这篇悼词高度地评价了邓小平的一生，他的思想、业绩和风范。其中用了小平同志不见于邓选的两段话，引起人们的注意。

　　记者：哪两段话？

　　龚：一段是小平同志复出时，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的一段话：“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为这段话，香港一家报纸专门发了一篇评论。还有一段是小平同志一九八一年为英国培格曼公司出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悼词中化用这句话，写道：“他的光辉的一生充分表明，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祖国人民也深情地爱戴他。”

　　记者：邓选里没有收，有什么办法补救没有？

　　逄：最近为纪念小平同志百年诞辰，文献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这是一本内容十分丰富的书，一百万字，以大量档案资料为依据，翔实地记述了小平同志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年这二十二年中的主要活动，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及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反映了小平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格风范。书中披露了许多重要的内部材料，上面那两段话，在年谱中都收录了。鉴于这本书的重要性，文献室特别请了室外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帮助审读，其中就有老郑和老龚他们两位。

　　郑：小平同志指导我们编邓选时的许多指示，年谱中都发表了。这篇访谈算是给年谱的这些条目做个说明吧。(据《解放日报》，作者：狄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