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一种关于“海归派”与“本土派”之说，也有人戏称之为“海龟”与“土鳖”。前者指从海外特别指从西方国家学习并取得正式学位归来(简称“海归”，谐音“海龟”)的学者；后者指一直在国内接受教育或从事理论研究或实践探索者，在本土“憋”出来(简称“土憋”，谐音“土鳖”)的学者。笔者本意是不赞同什么以“派”归类之说的，我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辛勤奉献者都是“中国派”，都是“中国的建设者”，何必曰“派”？但社会上既然已有了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不妨因俗借用，以便发表一点个人浅见来抛砖引玉。

　　自清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海归派”已经历七代，他们促进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融通，归根到底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回顾历史，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海归派”代有其人，迄今已经历七代：第一代“海归派”是19世纪70年代由清政府派遣留学美国的学成归国者。第二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清政府派遣留学日本的学成归国者。第三代是启动于清朝末、执行于辛亥革命胜利后留学美国的归国者。第四代是民国初期留学法国的“勤工俭学”归国者。第五代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留学法国和苏联的学成归国者。第六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派往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的归国者。改革开放后中国今日之“海归派”，已经是第七代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大量学子出国留学；另一方面，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外国学术思想包括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普遍引进与传播。例如，当代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国内财经类专、本、硕、博学生的必修课程，而且深得学生欢迎。由于当代西方经济学能够贴切解释和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其内容已经现代化和国际化，实际上已成为人类共同的知识体系和精神文化财富。许多在国内著名学府学成的学者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与掌握，与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同行相比，并无十分显著的差异。无论是手持“洋证”的“海归派”，还是手持“土证”的“本土派”，均有著述颇丰、造诣甚深者。但由于年龄、个人阅历、家庭社会背景、知识结构等诸方面的不同，“海归派”与“本土派”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时有不同。

　　从唯物史观来看，中国一代又一代派出留学生的过程，是中国不断地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海归”们，架起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沟通和联系的重要桥梁，筑成了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快速通道。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海归”们大大优化了中国的人力资本和人才市场结构，促进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融通，归根到底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如何把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成功地用于中国，“本土派”往往更胜一筹

　　历史上一代一代“海归”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卓越贡献者，如詹天佑就是中国最早“海归派”的优秀代表。有趣的是，对东西方思想文化关系的创造性思考，对如何把国外的理论和经验成功地用于中国的创造性探索，却往往出自“本土派”之手。

　　例如，第一代“海归派”产生之前在中国就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首领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派”。早在第一代派出留学生和“海归”之前，在中国就产生了西方和东方两种文化、或者说西学与国学二者孰优孰劣的碰撞和争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思想，都是地道的“本土派”们提出来的。

　　再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的急需，选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革命经验。归国者中有些号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却差点葬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经历严重的挫折和教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提出这一指导思想，并运用这一思想作引导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代表，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土派”。

　　衡量一个人是否有真才实学，不是看他是“海归派”还是“本土派”，而是看其解决中国问题是否成功

　　如果要真正对“海归派”和“本土派”作一番比较和评价的话，则是一件较难的事情。大体上也只能这样说，二者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无论哪个时代在本国学成者或从某个国家学成归来者，大多总是以爱国之心报效祖国，同时也发展自我；其二，评价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固然有文凭的国别、职称、级别等衡量指标，但终归要看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是否成功。

　　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普适性与相对差异性，文明的“移植”与“内生”之间的争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个热门话题。尽管中国有着浩瀚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遗产，但就经济学而言，今天中国学者直接得益于悠久传统文化留下来的系统性的遗产少之又少。其原因是缺乏经济学思想，还是后人挖掘继承工作做得不够？这里姑且不论。不容否认的是，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济学理论从方法、概念，到逻辑体系，可以说“外来成分”居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诚然，我们不能对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妄自菲薄，但也绝对不可夜郎自大。华夏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在她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从域外各种文明中汲取营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更是要不断地吸收世界上新的思想理论成果，才能在新的世纪为中国的全面振兴提供思想、理论和文化支持。

　　就经济学而言，中国的“海归派”们对引进当代西方经济学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问题总是“中国造”、“中国特产”。就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中国而言，无论是“海归派”还是“本土派”，大家服务的对象毕竟是自己的祖国，最终目的还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一门解释性的经验科学，作为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重要理论的经济科学，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中国的经济学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分析支配、影响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经济关系、运行机制、调控机制，探寻其中的规律。应该说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邹东涛，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作者新著《中国经济体制创新》，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