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9日电 戚发轫,神舟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曾参与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的研制工作和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今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了一篇对他的专访。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时,尽管许多中国人都感到振奋,但是也有人私下批评,在中国仍然有许多农民都吃不饱的时候,不应该把钱投放在这些“虚荣”的事业上。
但是戚发轫大概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他更深刻的感受到中国的空间技术后边巨大的时代背景,从“两弹”到卫星发射,到载人飞船,对他来说,不是纯粹为了虚荣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需要”,也是现实中国际舞台上战略性的需要。
1933年戚发轫出生在辽宁复县,后来在大连成长。东北被日本占领,他当的是日本的皇民,到1945年苏联解放东北,“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之后,记忆里就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的轰炸和扫射,那份国家不强盛遭人欺侮的不平,促使他考大学时,一心就是要“报国”,从事国防事业。
苏联在1961年把协助中国的专家全部撤走,而一直到现在,中国还面对美国的禁运,这些不愉快的经验,激发了戚发轫这一代中国科学家奋发图强,也让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要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中国还得在这些尖端技术上有所作为。
“我到美国多少次,就是禁运。老板愿意卖给你,但说得好好的后来又不卖了。80年代初我们刚刚开放,欧洲航天局来了一帮人,听说我们的卫星都是中国产的,一个外国的零件也没有,称赞我们虽然很伟大,但太傻了。因为科学的东西是世界的,为什么不用外国的东西?但是我们说,你们不给啊。
80年代以前我们的国际形势很严峻,苏联不给你,美国也不给你,只好自己办了。因此我们的‘航天精神’里说要‘自力更生’:你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要有自己的东西。先进的东西靠钱是买不到的。你有的时候人家会卖给你,你没有的时候人家才不会卖给你。”
60年代中国一穷二白,却还是研制出了导弹和原子弹。“当时没有两弹,谁把你中国当回事?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就讲,要是没有两弹,我这个外交部长也是没办法。”
而从技术的实际用处上说,戚发轫还是认为,从60年代的研究到目前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东方红一号的卫星是个科学实验卫星,是来探测空间物理参数的,比方空间的温度、空间大气密度等等,这些中国都没有测量过。”
但是因为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加文革时期,因此东方红的政治宣传目的掩盖了它的科学价值。“本来没有声音也可以,但是美国、苏联的都有点声音,我们的就唱东方红。”
而没有最初的实验,也就不会有后来一步步的发展,应用卫星的发射,在老百姓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原来电视靠微波传送,质量非常差,老百姓看电视根本就看不清楚影像,电视机都积压着卖不出去。1984年卫星打上去后,整个把电视覆盖率从30%提高到80%,老百姓一下子就能看到彩色电视了。现在什么都能看了,什么奥运都能看了。另外,还有气象卫星等等,现在我们天上还有10几个卫星在工作,而它们与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相关。假如当时没有发射卫星,我们的日子很难过。”
而站在历史的长河里,载人航天工程也是为将来做准备的一步,尽管现在只属于科学研究,没有商业效益,但是戚发轫说:“长远来说,人总是要上去天上工作的。”重要的是,中国人在发展自己的航天事业时并不“跟人家走”,意识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李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