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68年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这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但对我来说却不怎么妙。在我出生前，我的父亲就成了反革命，正挨批斗。为了怀孕的妈妈有人照顾，姥姥提前将我妈妈于波叫回了哈尔滨老家。妈妈生我时是难产，胎位不正，血压特高，年迈的姥姥跑前跑后找医生，最后请来一位老专家、才算保全了我们母子的平安。
我出世33天的时候，妈妈不放心挨整的爸爸，在哈尔滨怎么也住不下去了，决定回北京。本来说好要把我留在哈尔滨的姥姥家，可妈妈在经历了生儿的痛楚之后，与我建立了感情，再也离不开我了，她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带我回北京。哈尔滨的冬天最寒冷，上路那天，为了让我幼小的身躯抗住火车上30个小时的严寒，妈妈里里外外给我裹了不知多少层。那天爸爸被特批半天假，从火车站把我和妈妈接到家里。他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襁褓剥开一层又一层，一直剥了十几层才见到只有六七斤重的我。看到自己的儿子那么小，身处逆境的爸爸仍然不改往日的幽默，一句“枣核啊，这么小？”顿时把旅途劳顿、疲惫不堪的妈妈给逗笑了。接着爸爸急忙给妈妈蒸了一锅馒头，炖上一锅肉，就赶回去接受批判去了。后来，我被委托给母亲的好友黄妈妈带了3个年头。
当我3岁半的时候，爸爸终于从黑龙江嫩江的一个农场回到北京，和妈妈一起接我回家。黄妈妈让我叫爸爸，可我却怎么也叫不出来，最后还是喊了声“叔叔好”。听妈妈说，爸爸34岁才有了我，38岁才有耳福听到儿子叫声爸爸，当多少年渴望听到的“爸爸”居然变成了“叔叔”时，爸爸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妈妈告诉我，爸爸一生几经坎坷，但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儿子不认识爸爸，是他惟一一次掉眼泪。
我上的育民小学是一所挺不错的学校，当时住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宿舍的多数孩子都在那所学校上学。大人工作都很忙，根本没多少时间管教我们，一次我指使一个同学找另一个同学去要一张纪念邮票，一个硬要，一个死也不给，两人最后打得挺厉害。具体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最后是把我这个主谋招了出来。老师马上把我爸爸叫来了。爸爸是极要强的人，见我在学校犯错误，很气愤。偏偏我又是一脸不服输的样子，更让他火上加火，当着老师的面就给了我一记耳光。爸爸一年之中最少有8个月不在家，平时我就很少见到他，很少接受他的管教；在我的印象里，爸爸跟谁都笑嘻嘻的，对我从来不发脾气，这一耳光对我来说是太突然了。我完全傻在那里，直愣愣地看着他，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瞬间的内疚和悔意。他心虚似的迅速将目光脱离了我的视线。这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爸爸一生求上进，他要求他的儿子要争气当好学生，而我却让他特别没面子。这是我长这么大挨过的惟一一记耳光，很痛，甚至给我带来了多年的恐惧症，但也使我模模糊糊地读懂了爸爸的心思。
父亲生死关头时我远在澳洲
1986年，我高中毕业了，妈妈的一个朋友说可以帮助我出国留学，来征求爸爸的意见。封闭了那么多年，爸爸妈妈都觉得出去看看是件好事，就说行啊。当时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那位朋友挺当真，没多长时间就把境外的有关手续都办好了。这等于给爸爸出了道难题。看得出来他很矛盾，把自己的独生子送到陌生的澳大利亚，实在让他们放心不下。父亲最后把决定权交给了我，让我自己作出决定。
18岁的我想出去闯一闯，特别痛快地说了声：去！在我将要离家的时候，爸爸给我写了一段临别赠言，回忆他13岁时迫于生计，只身去上海当学徒的艰辛。他说，男子汉应该自己闯荡。外边的世界很大，很花哨，要严于律己，别忘本分。
表面看来，父亲对我出国，似乎不太关心，所有的出国手续都是我自己去跑，他还像组织关怀似的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后来听妈妈说，他们送我出国从机场回来后，她再也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哭得昏天黑地，好像要将一辈子的苦水都倒出来。我爸爸没哭，但他也不劝妈妈，一直让她哭了个够。从此之后，我爸爸添了一个“毛病”，喜欢摆弄家里的那个地球仪，转到北京，转到悉尼，转来转去停不下来，有时对着地球仪自言自语。很显然，地球仪成了他思念儿子的寄托物。后来妈妈也与爸爸一起转地球仪。两人经常是一边转着地球仪，一边说着我小时候的有趣故事……
1987年是父亲最忙的一年，演出活动安排得特别多。爸爸带着冯巩、赵炎、刘伟等十多位弟子上半年在6省21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下半年又拍了一部电影《笑破情网》。可能因为舟车劳顿、太累了的缘故，10月份，爸爸在湖南潇湘电影制片厂进行后期配音时，突然瘫倒在机房里。幸亏弟子们都在身边，他们找了副担架就往医院跑。医生确诊爸爸是突发性心肌梗塞，情况十分危急。妈妈整日守在父亲的床前，提心吊胆。熬了一个多月，爸爸才脱离危险期。
而我自1987年2月赴澳洲后，8月份曾利用假期回国了一次。没想到我刚离开一个多月，就出了事。爸爸、妈妈怕影响我在澳洲的学习，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我原来与妈妈约定每周六通一次电话，妈妈怕我知道爸爸的病情，特意请我家的亲戚每周六守在我家电话旁接电话，并以各种理由告诉我她不能来接电话的原因。开始我没有任何怀疑，连续两周之后，我的直觉告诉我，家里肯定出事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亲戚不得不告诉我爸爸重病的消息。我心里那个急呀，立马往湖南拨电话。但那会儿往北京打国际长途还容易些，往湖南打国际长途真是难死了。我整个晚上守在电话旁拨电话，就是要不通，急得我当时就想一撂电话去买机票回家。可一摸口袋我的心就灰了。才过半年，我已来去三趟，当时一张机票的价格就可以供一个家庭一年的开销。我知道家里为我出国，几乎倾家荡产才给我凑足30000元人民币，兑换成10000澳元，其中5000澳元作学费，5000澳元作生活费。我在澳洲勤工俭学挣的钱不多，当时无论如何也拿不出买机票的钱，没办法我只好拼命地往湖南拨电话。电话终于拨通了，妈妈告诉我，爸爸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叫我别分心，好好上学。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爸爸那一个月中始终处于危险期，妈妈终日以泪洗面。那天，她怕我听出她的抽泣声，才赶紧挂断电话。
进入90年代后，我和父母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我与家里的越洋电话也越打越长。除约定时间外，我时常能接到家里的电话。每次通话几乎都离不开什么时候全家团聚的主题。
1992年，机会终于来了。为庆祝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爸爸到香港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回归题材的作品。我们全家决定通过各种渠道去香港团聚。我从澳大利亚飞到香港的时候，妈妈已先随旅行团到达香港并到机场接我。几年未见，我不知妈妈变了没有？而妈妈想得比我更多，她甚至怀疑自己认不出离别4年多的儿子。妈妈说，从我一出现在百米以外的机场到达厅门口，她就从拥挤的人群中认出了我，从此目光就没再离开，一直看着我取完行李走到她面前。娘儿俩走出了机场，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电话亭，拨通电话，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接着咱们儿子啦！”爸爸接电话的声音很激动，不停地说，你们娘儿俩先叙叨着，我随后就到。那劲头好像他能马上飞过来一样。
几天后，爸爸坐火车到香港，一家人在火车站见面，激动地抱在了一起。但爸爸只与我们见了一面，就被香港分社的人接走了，一直到完成了那边的工作任务，才来宾馆与我们会合。转眼到了深夜，可我怎么也不情愿回到自己的房间，最后爸爸请服务员给我加了一张床，全家人就住在一间房里。我们这一家人白天说，晚上说，躺着说，坐着说。大家完全放松，尽享天伦之乐。
我违背父愿踏入文艺圈
爸爸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这个圈子的酸甜苦辣了解得太多太深，他不希望我踏入这个圈子。所以出国留学我选择的专业是计算机。但不知道是不是家庭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虽然学的是计算机，却总也调动不起来我的兴趣，我的心里向往的还是艺术。
在外漂泊近8年之后，1994年我决定回国。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家里时，爸爸、妈妈吃了一惊。开始父亲并不理解我。在外8年，我虽然对家里总是报喜不报忧，但确实吃了不少的苦。刚开始到澳洲，我找到一份鞣皮子的工作，就是把袋鼠睾丸皮用特殊的方式洗干净，鞣软和了，制成女士用的小钱袋，作坊里那种又腥又酸又臊又臭的气味足以让人昏过去。那时我天不亮就得被闹钟惊醒，打仗似的迅速穿上衣裳，擦把脸就冲到火车站赶头班列车。下了车还要走上一个小时才能赶到皮件厂。我现在都不敢回想当初是怎么熬过来的。随着对情况慢慢熟悉，我逐渐打开了局面。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几个公司打工，我那时一天的工资，已超过了我爸爸的月工资，并且很快拿到了绿卡。但我始终没把异国他乡当成自己的家。25岁那年，我打电话问父亲，你在我这个年龄干什么呢？父亲说：我的《找舅舅》写出来了，走在街上，到处听到广播这段相声，我也小有名气了。父亲不经意的一段回忆，刺痛了我的心：25岁的我在干什么？漂泊在异国他乡，吃着外国饭，说着外国话，把自己深爱的中国文化搁在一边，找不着自己的位置。父亲1987年那次重病也深深地触动了我，父母支持我出国，完全是为我的前途考虑，从没有想过他们自己。我想，现在到归巢的时候了。
1994年我回了国，1995年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拿下了第二个学位，从此我踏入了文艺圈。当我作出第二次选择的时候，爸爸丝毫没有反对。他认为，现在的我已不是出国前的我，我长大了，成熟了，我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毕业后我搞广告公司，也拍片子，虽然没搞出多大的名堂，但我觉得电视这行当，是让人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一行。1999年年初，当我接手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这个节目时，我意识到，我的机会来了。
现在我虽然出镜担任“有话好说”的主持人，但我参与了从创意策划、采访、编排录制节目到后期制作和现场主持的全部制作过程，这对我是个挑战。我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三个多月来，全剧组的人没有休息过一天。由于创意新，我们这个节目收视率跃升为湖南卫视第三。父亲对我的节目很关心，期期必看，然后打电话告诉我“最直接的感觉”，毫不客气。记得做第一期节目前，爸爸给我讲出镜感，讲站相，讲为什么要提气，甚至具体地告诉我手应该放哪儿。我长得很像父亲，父亲胖，我也胖。但父亲仍然不忘嘱咐我，经常出镜一定要控制饮食，公众人物既属于自己，也属于大众。
父亲在“笑人居”里颐养天年
几年前，当有朋友给他提供一块地皮的时候，父亲盖起了自己的居住所——“笑人居”。他在院子里修了个养鱼池，专养自己钓来的鱼。爸爸还养了两条可爱的狗。
成了名人后，总有许多人求字。爸爸念的书不多，也没练过毛笔字，每逢这时就特别发怵，于是产生了练字的念头。一次，他住在一个县的招待所，看到墙上的一副对联出自农民书法家徐辉之手，字迹潇洒飘逸正是自己喜欢的风格，赞不绝口，遂暗下了拜师的念头。第二天专门请徐辉来拜为师傅。1987年病后的恢复期，爸爸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习书法。走到哪儿都是笔墨不离身。出访马来西亚3个月，紧张的讲学活动之余，他竟然将《唐诗三百首》抄了一遍。勤学苦练，使他的书法技艺大长。爸爸为人和气，人缘极好，一次被人索求墨宝，竟然一口气写了200多张。
爸爸今年已经60多岁了，但他的心态一点儿也不老。他在他的书里说：“我希望儿子做一个正直的普通人。”他当了一辈子公众人物，不愿意我再成为公众人物。但当我要出国时，他放我出去闯荡；当我要回国时，他虽然不理解，但不反对；当我违背了他的意愿，又踏入文艺圈的时候，他又尊重了我的选择，给我最大的自由度，并给了我尽可能的帮助。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真正的爱。
来源：《知音》 马东口述 肖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