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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刊评论员 秋风

　　自19世纪中叶中国在外力压迫下对外开放以来，能够接触到外部世界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读书人，无不痛感于中国的贫弱，以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迫心态，寻求着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我们迄今仍然走在这条路上。

　　五四运动及作为五四运动背景的新文化运动，也许是这条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至今85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冲击波。从今天的种种政治、文化制度和观念中，我们也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她的背影。

　　五四的遗产就是“科学与民主”。

　　这其实是整个150多年来每代人都念念不忘的两大目标；大多数人都同意，现代化就等于科学加民主。只不过，五四时代的激进知识分子把这个口号大声喊了出来，并使它们深入人心。

　　80多年来，这两种观念一直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变革的推动力量。当然，在实践中，这两者的落实还不尽如人意：尽管接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很多，但在决策中，却未必能够真正体现科学精神。民主制度的建设，也才刚刚起步。

　　然而，现在回头来看，把现代化仅仅归结为科学与民主，却是不准确的。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还涉及到宪政、法治、市场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而这些东西，都不是“科学与民主”两个词所能概括得了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概括上的偏差导致了后来制度设计上的偏差，从而造成了现代化道路的曲折。比如，市场制度在数十年间曾被完全压制。

　　更糟糕的是，当后来的人们把本来已经简单化的“科学与民主”再推到极端的时候，更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认为，民主和科学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西方人就是靠这两样东西实现了现代化和民富国强。他们回过头再观察中国传统，却看不到这两样东西——起码没有完整的现代科学体系与成形的民主制度。于是，他们相信：中国之所以没有现代化，就是因为传统的阻碍。传统的政治就是专制，传统的社会就是人压迫人，传统的道德就是人吃人，而传统的文学就是空洞无物，传统的文字太难学习。总之，为了现代化，必须首先摧毁传统，改造社会、思想、观念，培养新人。

　　坚决、彻底地反传统，就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最为抢眼的现象。不管是陈独秀、鲁迅还是胡适，都是反传统的先锋。

　　他们的信念是真诚的。但他们的言与行其实存在自相矛盾——因为这些人成长于传统之中，在他们身上，传统的知识和道德已经流入血液。也许正因如此，即便他们提出了矫枉过正的口号，也不至于剑走偏锋。

　　他们的口号是激进的，但行为却是中庸的。既受传统的熏陶，又接受了西方知识，使他们从容地游走于古今、中西之间，从而写就了这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最华美的一页篇章——这段历史中最优秀的小说、散文、思想、学术，以及科学精神和道德人品。

　　而后来者，只听到了那一代人所说的，却没有看到他们所做的——因为那些口号被进一步简化。民主被简单地理解为人民当家作主，却忽视了其中复杂的互相制衡的宪政、法治制度设计。科学则被简单地理解为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一切社会习俗、宗教、风尚、信念等等，都必须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一番，如果不合乎科学，就毫不留情地抛弃。

　　于是，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国的传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征伐。弥漫于全社会的反传统冲动，自然也渗透到政府的决策中。

　　——旧的城市被连根摧毁，彻底重建。

　　——传统的习俗被大规模地清理、改变。

　　——法律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但在立法时经常不考虑民间原有的民事惯例，比如禁放鞭炮、禁止乞讨......

　　与之相应，城市的特色在逐渐消失；和政治性节日、西洋节日相比，传统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薄；社会普遍的写作技艺日益粗糙，学者、甚至文学家们所写的作品，不令人觉得美好。

　　知识分子曾经错误地以为，这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样一轮又一轮彻底反传统的文化、社会运动之后，中国确实已经丧失了诸多传统，但却并没有实现现代化。

　　而当我们的视野投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时，也许更加惊讶。他们那里不曾发生大规模的摧毁传统文化的运动，传统的道德、社会风俗、习惯被自然地保留下来，然而，他们却比我们更为现代化。

　　在那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令人惊讶地可以和平相处，而且，甚至是相得益彰。

　　85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我们恐怕不能不承认，也许，我们把事情弄拧了；或者，从五四那一代起，当他们提出那个简单的口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事情弄拧了。

　　因此，当我们在85年后，再次提起五四时，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超越五四，超越科学与民主这样简单的口号。其实，这也许才是五四倡导的真正精髓——科学理性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