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红的家人向马加爵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数额为31万元。杨家的诉讼代理人在庭审时说，这么做是为了让马加爵知道，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对被害人家属承受的痛苦他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4月24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马加爵进行一审宣判时，被害人杨开红的家人没有一个到庭。4月22日的庭审结束后，杨开红的哥哥杨开武告诉记者，现在正是种苞谷的时候，他们想尽早赶回云南开远去。

　　杨开红的母亲马存英告诉记者，杨开红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弟一妹。他们那边天气干旱，基本靠天吃饭，家里很穷，一年下来，基本剩不下什么钱。杨开红上大学，家里负担不起学费，向亲戚借了一万多块钱。“对于我们这种比较落后的地方，一万多块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杨开武对记者说。

　　本以为今年杨开红毕业以后，工作了，能缓解家里的窘况，然而马加爵无情地毁灭了杨家的这种希望。

　　为了得到补偿，杨开红的家人向马加爵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数额为31万元。杨家的诉讼代理人在庭审时说，这么做是为了让马加爵知道，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对被害人家属承受的痛苦他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的确，犯罪行为，一方面违反了刑事法律，严重危害了社会；另一方面又侵害了被害人的民事权益，使被害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遭受了损害。罪犯的行为这一根藤上结出了两个恶果——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有损害，就应该有救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了损害，罪犯作为罪恶的制造者，他应该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联合国为罪行与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基本原则宣言》指出，罪犯或对其行为负责的第三方应视情况向被害者、他们的家属或受养人作出公平的赔偿。

　　在对马加爵的一审判决中，法院已经确认马加爵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是，相伴而来的问题是，马加爵能否有能力赔偿？根据法庭调查的结果，马加爵只有一台电脑，而他的家人明确表示没有经济能力代为赔偿。

　　当罪犯确实没有赔偿能力，而被害人家庭却因犯罪之害陷入穷苦境地，国家应当承担起对公民的责任，对被害人家庭给予适当的补偿。可以从罪犯缴纳的罚金和没收的罪犯财产中拨出一部分，建立专项基金，作为国家补偿的资金来源。在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中，有185个罪名规定了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既然有这么多罪可以适用财产刑，每年国家因财产刑的执行而收归国库的罪犯财产应该不少，从中拨出一部分，支付给亟待补偿的被害人家庭，并不会增加国家负担，而且还能抚慰被害人家庭，何乐不为呢？

　　当然，即使确立了国家补偿制度，还是不可能使所有被害人家庭得到补偿，所以，还应发掘别的渠道来弥补被害人家庭的损失。比如，大力发展保险业，使保险赔偿成为补偿被害人家庭的一条重要途径。

　　(文章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刘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