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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国神社是一个挡在中日急流之间有待跨越的顽石。小泉眼下并没有意愿搬开这块顽石——这导致日本外相川口“全力恢复首脑交流”的北京之行无功而返

　　总是触动中日关系敏感神经的靖国神社，近日又掀起了一场风波。

　　来自日本九州地区七县的211名宗教人士，上诉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属于违法行为，并让他们遭受了精神痛苦，要求首相和国家赔偿2110万日元。

　　4月7日，福冈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审判长龟川清长认为，“考虑到普通的人宗教评价及目的、给普通人造成的效果及影响等因素，参拜应该属于(日本宪法第20条明令禁止进行的)宗教性活动。”这在日本国内是首次做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的判决，但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被法院驳回。

　　这个判决一出台，在日本和中国引起了反响。

　　据《朝日新闻》中国总局长五十川伦义介绍，日本国内对此次判决也很关心。但是，日本媒体在对判决的态度上大相径庭。“日本的媒体发生了分裂，”五十川伦义说，“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反对首相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但是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仍鼓励继续在8月15日参拜。”

　　不仅如此，日本国民对首相参拜也抱有不同意见。日本立教大学法学部教授高原明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有很多民众对此事不太关心，而支持首相继续参拜的民众与反对者也大致旗鼓相当。

　　日本政界对首相的参拜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公明党代理干事长太田昭宏与民主党政调会长枝野幸男都呼吁首相停止参拜，但小泉却声称“这样的判决是不正确的，不明白为何违反宪法”。

　　没有实效的判决？

　　在众说纷纭之中，福冈地方法院的判决到底能对小泉参拜产生多大的约束力，成为了一个疑问。

　　此次福冈法院判决的依据主要是宪法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日本国宪法》第20条规定，“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第89条规定，“公款以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为宗教组织和团体使用、提供方便和维持活动之用，也不得供不属于公家的慈善、教育或博爱事业支出或利用。”

　　靖国神社属于日本神道教，是祭奠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天皇战死者的场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是国家神社，1952年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

　　福冈地方法院判决指出，小泉乘坐公车前往靖国神社并以“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的名义记账进行参拜鲜花，参拜之后又以总理大臣身份陈诉参拜的宗旨，是在履行总理的职务，违背了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

　　虽然福冈地方法院已经明确判决“小泉参拜违宪”。但是，正在日本访问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中心主任黄大慧认为，“该判决在时下的日本只能是一个特例，未必带有普遍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胡锦光教授指出：“日本各级法院都有违宪审查的权力，但是日本司法实行三审终审制，即地方法院判决之后，还需要其上级法院与最高法院审定，只有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日本全国才具有约束力。因此，福冈地方法院的裁定对进行同类裁判的其他地方法院的判断不具有约束力。不仅如此，日本法院对类似案例有时会做出不同判决，而这些判决却都是合法成立的。”

　　就与靖国神社有关的案例而言，1987年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岩手县从县政公款中支付靖国神社的“玉串”费用符合宪法，而1991年仙台高等法院则裁决为违宪。在1988年的“九州靖国神社诉讼案”(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被告)和1992的靖国神社诉讼案(以国家为被告)中，福冈高等法院分别做出了“难以裁定”的裁决，而大阪高等法院在1992年指责前首相中曾根在1985年的参拜“有违宪的嫌疑”。

　　胡锦光表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与日本的司法体制有关。日本在违宪审查上模仿了英美法系的违宪审查体制，即解释宪法是司法权的固有权力，各级法院都能进行违宪审查并做出裁决。但是，日本是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作为法律的渊源，法院的判决只是运用法律的结果，并无“遵循先例”的原则，因此法院的判决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这就意味着，这次在中国人看来代表“正义”的判决，因为其有限的约束力以及小泉特立独行的新生代政治家风格，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限制作用。

　　靖国：无法解开的中日死结？

　　在被视为中日关系“死结”的历史问题中，靖国神社可谓中国被侵略的耻辱见证。因此，此次福冈法院的裁决以及日本国内的反应，被很多中国人看成日本是否洗心革面的风向标。

　　而这场风波却让中国忧喜参半。

　　黄大慧认为，“从此事件中看不出对中日关系有多大正面意义”。

　　小泉的强硬表态让人失望，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把此次判决称为“地方法院的不当判决”。《读卖新闻》甚至在社论中提出中国不要握着“靖国神社”的历史牌不放，并认为中国批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干涉内政。

　　另一方面，“因为越来越多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声音，小泉在参拜问题上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五十川伦义认为。

　　日本在二战中阵亡的家属也并不都是保守的“遗族会”成员。1986年成立的和平遗族会联合会在其宣言中就写道：“我们在亚洲、太平洋丧失了骨肉亲人，因此痛感战争的罪恶……我们的心情十分复杂，让我们丧失了亲人的那场战争，同时是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威胁了亚洲各国和平、破坏亚洲民众生活，夺走了2000万以上的生命。”因此，二战阵亡家属并非都鼓励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有很多家属也认为阵亡者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高原明生说。

　　日本并不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应该如何解开中日关系的靖国死结。日本国内出现了将14位甲级二战战犯挪出靖国神社的声音，并有建议说应该为二战的阵亡军人另建一处非宗教国立追悼设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寒梅表示，这些建议遭遇的保守阻力太大；而且另建追悼设施的建议本身也表明，日本国内对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更多地停留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上。

　　李寒梅强调说，一些日本学者虽然对战前军国主义持反省态度，但却认为发动侵略战争是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道路；一些日本国民不支持军国主义的主张，但是在心情上却趋于保守，对日本右翼抱有同情态度。

　　这样看来，中日关系的死结如何解开，还将最终决定于日本何时驱散靖国阴魂。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