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参加过战争采访的凤凰卫视女记者，许多人会马上想到闾丘露薇。但是，隗静——这个有着奇怪姓氏，活泼清秀中有股干练劲的小女生却享有“惟一”头衔，她是全球华人中惟一随军采访伊拉克战争的女记者。这个被凤凰卫视派驻华盛顿的北京女孩，作为惟一一个深入到美军营地，亲历一线战火的华人眼中的美伊大战又是怎样的呢？

　　正值美伊之争一周年之际，由同心出版社与香港凤凰卫视联手推出的《美军中的“凤凰”——隗静伊战随军日记》以独特的视角回放了那一幕幕战争硝烟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与片断。

　　下文摘自该书。

　　最初还是2002年12月的时候，五角大楼的朋友告诉我，美军为了帮助记者更好地报道军事行动，为记者开设了军训课程。美国的各大媒体已经派出几百名记者，在军事教官的指导下，进行登山、行军、防化等训练，为美伊可能开战做准备。随后，我收到了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发来的报名表，说有兴趣在伊拉克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随军报道的媒体，可以自愿参加随军行动。但是，美军不对记者的工作或安全负责。

　　在华盛顿做了近两年的记者，我知道，中国观众对从未近距离接触过的美国军人有极大的兴趣；就算对美国媒体来说，神秘的五角大楼也难得有这样开放和合作的态度。况且，战争！这是没人愿意看到，而一旦爆发却是牵动所有人心的最重大的新闻。我给凤凰卫视报了名。

　　2003年的新年平静度过，我不知道自己在新的一年里会成就一些什么。进入2月，华盛顿记者圈里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布什政府会什么时候宣战。我在忙于报道美军备战进展的同时，发现我去随军采访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真实。这时候，凤凰卫视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央电视台，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采访队伍，分赴多个海湾国家准备报道美伊大战；而凤凰卫视仅仅计划派出5名记者，直接参与战争的前线报道。如何赢得独特的新闻吸引观众，成为决定凤凰卫视这次报道是否成功的关键。香港总部的编辑吕宁思打电话对我说：“老板(刘长乐)非常重视随军采访，一定要争取这个机会！”

　　可是，五角大楼的军官说：由于名额有限，只有经过“严格挑选”的媒体，才能获得随军的资格。挑选的条件包括媒体的覆盖能力(收视率、发行量等)、服务对象等等。此外，对于外国媒体来说，所属国是否是美国的盟国、在伊战问题上是否支持美国都在考虑范围之内。2月5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向联合国出示美国认为伊拉克拥有违禁武器的证据，可是没有说服中国。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反战立场之后，我为报名随军的事给五角大楼打了几次电话，都不通。我想，大概必须去亲自游说才可能有一线希望。

　　美国国防部公共事务处的布莱尔少校是主管随军报名的关键人物。经朋友介绍，我没有提前预约就来到他的办公桌前，看到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正在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在计算机上查看一份长长的表格。“嗨！”我向他招手。他示意我坐下，继续说着话。“真的没有名额了。”我听见他对着电话机说。“把你的名字和社会保险号码电邮给我，让我想想办法。但是我真的什么都不能保证。”

　　我低着头不敢乱动，生怕他会给我同样的答复。

　　而他在好不容易挂上了电话之后，给我的就是同样的答复。

　　“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会真的为我想办法而不是打发我走呢？”我问。

　　“拜托！我很忙，你没有看到吗？真的忙不过来。想去的人太多了！给我写EMAIL吧。”

　　“你现在有没有一分钟？就一分钟。我只想跟你说两句话。”

　　他看看表，又看看计算机，点头说：”就一分钟。”

　　“我听说，你们会限制反战国家的记者随军，是真的吗？”我问。

　　“谁说的？不对。我们在筛选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标准。”

　　“你知道吗？凤凰卫视是向13亿中国人广播的电视台。中国政府和许多中国人反对你们对伊拉克开战，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发起战争。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进入伊拉克，”我顿了一下，“如果在你们找到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时候，有我们的电视画面作证，那不是很有说服力吗？”

　　“是。”他点点头。

　　“所以，帮我们找一个比较好的随军单位。”

　　“可是，我不能保证什么。”他又开始前前后后查看计算机上的那份长表格。

　　“我知道。我相信你会尽力。”

　　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我接到了获准随军采访的通知。

　　通知上没有随军的具体单位。我的记者朋友们都比我还兴奋，猜测可能是先去科威特。“科威特？”我找出地图册，第一次查看这个从未想过会与我有任何关系的国家，心想：“我真的会到这个地方去吗？”

　　几天后，我拨通了“联军指挥部陆军部”在科威特的电话。从未打过国际长途区号是965的长途电话，从未和五角大楼之外的任何美军军官说过话，而且又是在大战之前，我的声音听起来兴奋又紧张：“我是香港凤凰卫视驻华盛顿的记者隗静。”

　　“你好。我是×××的休斯少校。”对方客气地回复，快速地说了一大串我猜是军事单位的定语，我没听懂。

　　“休斯先生你好。”我定定神，问他有关随军的细节。

　　原来，这个时候军方也还在为安排随军记者做准备工作。对他们来说这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媒体开放，许多事还在边做边学的试验过程中。休斯说我们被分配在第32陆军防空和反导部队，建议我们尽快到科威特报到。

　　“真的会打仗吗？”我不敢相信自己将目击一场战争。

　　“总统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停了一下，又说，“但是，我的建议是尽早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23日，我收到了一份联军新闻中心发来的“建议携带物项清单”。清单上用加重又加下画线的字体写着：准备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生活。我又给科威特打电话，问应该带些什么东西对付“非常艰苦的生活”。

　　“你应该带夏季的衣服，马上就开始热了。”一个不认识的军官接电话，“这儿的风沙很大，你知道什么叫沙尘暴吗？”

　　“我是北京人。我记得北京有几次沙尘暴挺可怕的，遮天蔽日的黄沙。”

　　“啊，那就好，那就差不多。我建议你带些围巾和帽子，如果你近视的话，最好不要戴隐形眼镜。”

　　“哦，是吗……”我一一记下，“听说在科威特不能穿裙子是吗？”

　　“对，这是他们的风俗。另外也不能穿短裤。”他想了想，“多带几双袜子。如果你必须跟着部队行军，保护你的脚是很重要的。还一定要带水壶——这儿完全是沙漠，没有水你就死定了。另外，”他接着说，“找一件FLAK VEST。”

　　“什么？”我听不懂，“什么叫FLAK VEST？”

　　“防流弹的一种防弹背心。”他推荐了两家军需品商店。

　　27日，在华盛顿的郊区，我们找到一家叫做RANGER SURPLUS的军需品商店。参加过越战的老板听说我们是为随军做准备，脸上的微笑马上消失：“他(美国总统布什)还没有抓到拉登，又去打伊拉克做什么？！”

　　在军需品商店买东西对我来说十分新奇，原来，许多的军用品都具备多种功能。比如，两件雨衣撑起来可以合成一顶帐篷；收音机上有手电还有闹钟和警报器。最让我兴奋的是，看到一件加拿大步兵的防散弹背心。我过去把它拎起来，想试穿，“哇！这么重！”我没想到，穿上去好像罩了一层盔甲，为了保护脖子设计的高领，强迫我一直抬着头。

　　老板看着我笨拙的样子笑笑说，最近来他店里买东西的军人、记者和特工很多，有趣的是：军人都想扮成记者，而记者却想扮成军人。

　　昨天，3月3日，是我们出发之前的最后一天。邮购的卫星电话、头盔和机票等都在这一天才寄到。在收拾行李、向加州的财务部报账、预订科威特的酒店等等杂务之间，我和萧燕接到凤凰卫视美洲台买不到战地人身保险的通知。美洲台的领导说，保险公司都觉得，在战地采访的风险太大，出现事故要求索赔的几率比较高而不愿充当这种“冤大头”。我们的选择是要么去冒险，万一出事按“工伤事故”处理；要么就放弃。“怎么办呢？”我和萧燕都犹豫了一下。

　　“万一只剩下她们孤儿寡母的，连保险费都没有……”萧燕盯着公司传真过来的通知自言自语，想的是他的太太和女儿。

　　“应该没事吧？”我习惯性地、理想主义地想象着。“我们先到科威特去看看，如果太危险就回来。”爸妈的担心在脑子里闪了一下，但稍纵即逝。

　　“唉，听天由命吧。”我们不知道是在安慰别人还是在安慰自己，没时间多想，就在公司标明“不负责保险赔偿”的备忘录上签了字。

　　一早起来，把一个军用背包和自己的一个行李箱拖到公寓楼下。因为预计可能在海湾停留一个月，我多交了一个月的房租。上出租车的时候，司机看到我的军用背包问我，是不是预备役要去训练。知道我要去报道美伊战争后，他说，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就是2000年投了布什一票：“这个愚蠢的总统以为什么事都可以用战争解决！”我突然愣了一下，心想，在几个政府最高决策人做出宣战决定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这一命令会影响到多少人、多少家庭吗？

　　从办公室快要出发的时候，萧燕的家人和新华社即将去小鹰号航空母舰上随军的记者胡晓明来送行。小小的房间被访客和我们的器材、行李挤得水泄不通。胡晓明试穿我的防弹衣，戴上头盔，看上去像一个防暴警察。他、萧燕、香港《苹果日报》的两个记者和我，是五六百名随军记者中仅有的中国人，彼此的距离就更近一些。我和胡晓明在告别时互相说声“保重”，真的不知道各自什么时候回到华盛顿，或是能不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