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3亿人，一人一张嘴，任何时刻，粮食都是天大的问题，但只要决策清醒，这个天大问题的隐忧，只会是纸面危机，实际不会发生，为什么？

　　就如中国粮食危机论者指出，中国粮食年年减产，连续四年不足所需，年缺口直逼5500万吨，去年10月起，粮价出现六年来首见的全面上涨。所言无误，问题是，不足所需已四年，为何去年10月起粮价才上涨？

　　要重视自动调节

　　很显然的，统计上的全国供需总量，和现实里的具体供需数量，两者之间有自动调节机制。说白了，所谓13亿人总规模，只存在于统计表上，不存在于现实。现实是13亿人的粮食供需，早已分散成众多的自动调节体系。

　　体系大的千万人，如北京、上海市内(不含市管县)；小的百来人，如北京、上海市管县偏僻村落。大小体系的统计，最终汇集于国家。汇集归汇集，饭天天要吃，大大小小体系，实际天天在自行调节丰欠。

　　调节方式之多元，远不只富裕省市地方自行从国外进口粮食，连深处内陆、一年收一次粮的农民也能进行。如果购粮价格好，但不给钱只给欠条，或者给钱但价格不像话。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民会藏粮不卖，留着当老本，或等私商收购，或等市集时做熟食卖出。

　　多元自动调节功能并不奇特，是中国从80年代起，城市不搞统一就业、农村不搞统一耕收、消费从票证回归货币以来，自然而然形成。这是和当年“大跃进”以及文革时期，截然不同的地方。

　　中国的人地实况，注定粮食问题需要某种程度的集体统制，但不等于必须集体化。当年“大跃进”以及文革时期一切集体化，全国无丝毫自动调节余地，局部小危险即全面大危险，中间无任何缓冲，结果引爆几千万人丧命和长期缺粮。

　　关键是培养“忠诚度”

　　让中国止住“大跃进”浩劫的“三自一包”，以及走出文革缺粮的“包产到户”，就是恢复人民自动调节的余地。80年代之后，自动调节从原先计划经济的权宜余地，逐渐化为市场经济的普遍机能，粮食问题即完全变质。

　　这几年，中国强化农业市场性，所以粮价一上涨，肥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就立即跟涨(意即粮产潜力大、感应强)。同时间，棉花涨幅数倍于粮价涨幅，粮价涨幅中，主销区又高于主产区(意即粮食产地存货不缺)。而且，粮食谷物产量减少，但肉类产量增幅10%。再对照整体经济温度，眼前粮价上涨，重点显然不在总量落差，而在内容落差，多元自动调节功能已经从“总量”关迈向“素质”关。

　　近年来出现的关于中国粮食危机的一些论述，都忽略了多元自动调节，把13亿人需求看成一个集体需求，好像说任何问题的规模，都是13亿人的大规模。逻辑的偏差，使这类论述远离了中国粮食问题的实质。

　　由于有多元自动调节的功能，中国农业生产力不难应付13亿人吃的总量。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从品种技术到调节功能的一切生产力，都将更深刻地面对市场考验。这种考验很尖锐，过关与否在于三个字：“忠诚度”。

　　日本极力保护本国农业，但日本农业也争气，品质抓得住本国消费者的忠诚度，所以市场一手、保护一手，两手兼顾，内外两顺。比如当年台湾是日本帝国糖业本部，如今日本自产的黑糖，可以成为台湾新流行的零食。

　　吃的问题搞“忠诚度”，光讲爱用国货还不够，还必须对味口才行。中国农业生产力--尤其稻麦主食产销，必须要转上对味之路。转得过，总量才能长治久安地真过关。对味以外的事，严格说，多为体制问题。

　　不应托词于法制

　　比如干部圈占农地搞开发，这问题的严重性远非粮产如何，而是逼人流离失所。不必等总产量出问题，流离失所之人也可能引爆剧变。中国是否会如此，看决策是否清醒：强调发展之时，是否主动扫除体制里那些必定随着发展而更加作恶的弊源。如果托词于法治，总要等弊源成弊端才处理，那么，包括粮食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无解决的前景可言。

　　纯就粮食而言，中国只要转得上对味之路，不要说13亿人，15亿或者16亿人也不成大问题。在决策清醒的前提下，走通对味之路其实不太难。但若决策不够清醒，粮食问题有可能被体制环境炸成浩劫。（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 王新中（台北））